自明清以来，中国民间，尤其回民聚居区流传着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马皇后及扶助朱元璋开创明朝天下的文臣武将多为回民，如李善长、刘伯温、徐达、常遇春、冯国用、冯胜、胡大海、蓝玉、汤和、邓愈、华云等，在起义前不但彼此相识，而且是拜把为兄弟的回民，故民间才有“十回保一朱”和“十大回回保明”之说。但是，明正史并未提及朱元璋的族属和宗教信仰，而只记载他在起义前当过“和尚”，也未载常遇春，胡大海、李文忠、丁德兴、华云、沐英等武将的族属和宗教信仰，在《大明英烈传》中主要宣扬他们的武功业绩，形容他们为“刚烈之回民”。
现代以来，穆斯林史学家从他们的出身、思想言论和行为以及从他们的后裔中考证出他们的族属和宗教信仰，确定他们是元代来自西域，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其中多数为回回。因此，回族中世代相传是有一些根据的，而不全是凭空臆测。
19世纪，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勒卡普皇宫档案中发现了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于1516年(即回历922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在当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文写的《中国纪行》一书。该书是作者于1500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来华游历的见闻录，后奉献给奥斯曼帝国素丹赛利姆一世(1470－1520年)。全书共21章，记述了当时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法律、宗教、宫庭、礼仪、监狱、学校、医疗、农业、货币、节日、文化艺术、社会习俗、剧场以及外国使臣和侨民等丰富内容。作者从穆斯林的角度，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明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特别记述了明代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及明朝皇帝对他们的重用。书中第二章《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附有《中国皇帝每年出宫的情况》，专门记述了明朝皇帝到清真寺礼拜的情景。书中记述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尤其明朝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的资料极为珍贵，弥补了汉文史藉记载不足。阿里•阿克巴尔是根据亲自观察，耳闻目睹所记，正好与回族世代相传口碑资料相吻合。因此，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部著作被发现后，受到东西方学者的普遍重视与研究，先后被译成土耳其、英、德等文字。中国张至善、张铁伟、岳家明三人以英、德译本和新波斯文本为依据，编译成汉文本，并附有国际上对该书研究之论文13篇，照片和图表7幅，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著作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穆斯林史学家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台湾马明道(1908—1991)先生参照该书及明正史、野史、史学家的评述、回民口碑传说，对明朝王室的族属和宗教信仰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考证，于1973年写出《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一书。书中列举了大量史料和调查材料，通过分析研究和推论，确认朱元璋、马皇后及其家族和亲戚均为回回。那么，明正史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一史实呢?按回民传说，朱元璋称帝后，讳言自己为回回，投有公开宣布自己的宗教信仰，“因言回民，不足以号召广大汉族民众也。”薛文波《明代与回民之关系》。而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说：“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巳转变成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决定的。”阿里•阿克巴尔的分析看法与回民的传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他说。中国皇帝“已转变成信奉伊斯兰教了”。这一点与史实不符。明朝皇帝不是“转变成信奉伊斯兰教了”，而是他的家族原来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如果没有这个家族传统信仰的基因。在儒、佛、道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一个对伊斯兰教并无渊源，且十分陌生的汉族封建皇帝改信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一、关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族属考辨
持朱元璋为汉族观点的学者和持朱元璋为回族观点的学者，都分别依据一定的资料和分析推论：然而，后者所依据的资料比较有说服力，较合乎情理。现把两种观点所依据的资料分别综合、概括如下：
1。主张朱元璋为汉族说的学者依据明正史的正统观点，认为朱元璋是汉民族的英雄，其理由是：
①朱元璋在起义前曾在皇觉寺当过“和尚”。《明史》卷一载：“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
②朱元璋汉族观念极深，起义初，以种族革命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号召天下，目的是推翻元蒙，恢复汉族江山。因元代汉族备受压迫，握有权势者首为蒙古人，次为色目人。因此，明太祖疾恨蒙古人、色目人等外族，并采取种种压抑措施。
③明太祖吴元年(1367年)谕檄北中国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割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皇明通纪》卷二)。“明太祖的汉族观念从中可见一般。”
④明太祖压抑来华的西域穆斯林蒲寿庚后裔。蒲寿庚在宋时任泉州提举市舶，蒙古军南下时，蒲降元。明太祖对蒲寿庚的叛宋降元极为不满，对于蒲后裔颇为压抑。(闽书》载：“皇朝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宋元通鉴》载：“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寿庚、孙胜夫之子不得齿于士，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禁夷之也。”《日知录》载：“明太祖有天下，治宋末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
⑤明太祖禁止蒙古人、色目人自相嫁娶，而迫使他们与中国人(汉人)通婚，是歧视、同化包括回回在内的外族。《明律)卷六载：“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汉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官为奴。”
2。主张朱元璋为回回说的学者认为，朱元璋要在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建立帝业，如不依靠汉族。就很难来维持当时的局面。
元末明初的回回与唐宋，元初有所不同。这时的回回，除保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外，已吸收了汉族的不少传统文化，接受了汉语、汉姓；在服饰、生活习惯上与汉族略有不同，已开始中国化了，而且，朱元璋的主要革命目标是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因此，他的口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及“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的提法与他的身份并不矛盾，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关于朱元璋在起义前入皇觉寺为僧，乃是在清真寺念经做‘海里凡’(这个问题待后详叙。)
关于明太祖压抑蒲寿庚后裔，其因是蒲氏的叛宋降元，这是出于政治的分歧，并非因为蒲氏是穆斯林。历史上和现今，由于政治观点不同，同室操戈者大有人在。
关于明太祖禁止蒙古人、色目人自相嫁娶，听与中国人(汉人)为婚姻一事，马明道先生认为；从表面看，此禁令意在同化回族、蒙古族，实则回化汉族。明太祖是十分了解伊斯兰教法的，知道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通婚，除非改奉伊斯兰教，而蒙古人并无这种严格的规定。明太祖提倡回汉通婚，其深层用意在于扩大回族人数，发展伊斯兰教。
明王室为回回家族的依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证：
① 朱元璋的出身和出生地考证明太祖洪武帝姓朱，名元璋，字国璃，原名兴宗，生于安徽风阳县，古称濠州，其周围各县，如定远、寿县、怀远、临淮等为历史上回回聚居区。父名来世珍，母陈氏，生兄弟四人，元璋排行第四，长兄兴隆，次兄兴盛，三兄兴祖，全家务农，地仅数亩，颇贫寒。风阳城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小城，西门直对东门，两门之间为一长街，将风阳城分为南北两部分，称南城与北城，北城居民几乎全部都是汉民；而南城居民全部为回民，其中绝大多数姓朱，有清真寺一所，位于南城中央偏西。朱元璋生于南城朱姓群内，按常理推，朱元璋应为回回。1935年，马明道先生随其兄马宏道先生(1899—1968)到风阳考察访问，当时所见所闻和当地回民父老所说与上述情况相符。
②从朱元璋葬亲仪式考证
《明史》载：“至正四年(1344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风阳陵也。”但《明史》并未说明是如何克葬的。史学家黎东方博士所著《细说明朝》记载：“他是贫农家庭的安分守已的子弟，在他十七岁伪一年，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旱灾，蝗虫与瘟疫先后降临到他的家乡，濠州钟离县(安徽风阳)，父亲朱世珍，母亲陈氏，大哥朱兴隆，在几天内相继去世，家里的现款极少，买不起三口棺材，更买不起坟地，幸亏有邻居刘家心好，准他和二哥朱兴盛把父母和大哥三人的尸首用白布裹起，埋在刘家坟地的一个角落。”
按汉族的传统习惯，富户人家所用棺材一般以杉木制成；中等家庭则使用普通木材制成，贫户人家庭则使用薄皮棺材，赤贫者则使用芦苇包卷，抬往旷野埋葬。朱氏一家如是汉族，为何一反汉族的传统习惯面改用白布呢?况且白布的价格比薄板、芦苇昂贵，朱氏一家属赤贫，为何舍弃廉价之物不买面去买昂贵的白布呢？
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亡者须穿“克凡”(白布殖衣)后土葬。由此可以推断朱家并非穷得买不起最简单的棺材才用白布，而是按伊斯兰教的规定处理丧事。
③从朱元璋出家当“和尚”说起
《明史》卷一载：“…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细说明朝)曰：“…就这样，从阴历四月挨到九月，九月里他进了皇觉寺，受戒当和尚。”
根据回民世代相传，所谓明太祖在起义前曾到皇觉寺出家为僧的说法与史实不符，皇觉寺原是一座清真寺，出家为僧乃是在清真寺里做“海里凡”(经堂学生，西北地区称“满拉”)，皇觉寺这一名称则是朱元璋登基称帝后所蝎的名称，意为皇帝在此寺中觉醒。皇觉寺位于风阳城西门外，是一座坐西向东的寺院。根据中国传统，凡儒、佛、道教的寺庙、观均坐北向南，面中国的清真寺一律坐西朝东，因为中国穆斯林做礼拜时，须朝向位于中国西方的麦加天房，皇觉寺正好坐酉朝东，且其建筑形式与我国清真寺建筑形式雷同，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皇觉寺的方向和建筑形式就是回民父老传说正确的佐证。
佛教自中世纪盛行于中国，故中国汉族知识阶级和史学家对佛教比较熟悉，或他们自己就是佛教徒，而对伊斯兰教比较陌生，他们有意无意地用佛教的术语描写伊斯兰教，如把清真寺写成“寺庙”，把宣礼塔写成“佛楼”，把阿訇、“满拉”写成“僧”、“和尚”等。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中国的汉族知识界又对基督教热悉了，于是他们又开始用基督教的术语描写伊斯兰教了，如把清真寺写成“教堂”，把礼拜写成‘祷告”，把阿訇，伊玛姆写成“神父”、“牧师”或神职人员，把朝觐写成“朝圣’等等。回族虽说汉语，但不重视学习汉语，汉文化水平远远不如汉族，知识分子稀有，所以用汉文阐述伊斯兰教的著作极少，史学家和用汉文介绍外国宗教或翻译外语著作的学者均为汉族，他们对伊斯兰教缺乏全面、正确的了解，这是中国史藉和介绍宗教的著作中往往把伊斯兰教与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
④从明太祖通晓阿拉伯语来考证
洪武中叶，洪武帝创作《洪武通韵》一书，目的在于以中原音韵规范历来汉语音韵上的混乱现象，把汉语音韵归纳为“四呼”，即“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给汉语音韵学带来划时代的变化。这与受阿拉伯语的影响有关。
阿拉伯语共有28个字母，都是辅音字母，其发音借助于加在字母上下的发音符号，发音符号共有12个，但主要有四个，即“开口符”、“齐齿符”、“合口符”和静符”(撮口符)。《洪武通韵)中的“四呼•与阿拉伯语四个主要发音符号发出的音韵完全相符。如果其依据不是来自阿拉伯语音韵，那么它来自何种语音呢?由此可以证明洪武帝精通阿拉伯语。那么，他的阿拉伯语是在哪里学的呢?一是在家中学。朱氏先祖既然是来自西域的回回，为了宗教生活的需要，自幼必须学习简单的阿拉伯语，学会念《古兰经》。二是在皇觉寺当“满拉”念经时，进一步学习深造阿拉伯语。
据民间传说，洪武帝像貌为“五岳朝天”、“七陋”之像。另外，《明太祖画像考》一文附有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洪武帝画像多幅，仔细观察，发现其共同点为前额宽阔。卧蚕眉、丹风眼、通天鼻、长下颚，这些形象一般为中东、中亚穆斯林的形象特征。
⑤从明太祖的皇后和表兄的族属考证
民间传说明太祖为回回的依据之一是他的皇后马氏和表兄郭子兴是回民。关于马皇后，—《明史》卷一一三只记载：“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早卒，马公素善郭子兴，遂以后托子兴，马公卒，子兴育之如己女，子兴奇太祖，以后归焉。”《明史》并没有记载马皇后和郭子兴的族属。但民间传说马皇后和郭子兴为回民者颇多。薛文波先生在《明代与回民之关系》中写道：“曩者在故都，回民前辈杨仲仙先生谓曾游郭子兴之故里，人不呼其名，而呼曰‘郭巴巴’。‘巴巴’者，乃回回中年高德劭之美称，疑郭子兴为回民。马后为郭子兴养女，明太祖从郭子兴时，郭以马后妻明太祖。马后之为回民，似有几分可靠。”
据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载：“太祖之表弟(亦说表兄)郭孝子。回回也，表弟为回回，其表兄当然为回回矣。”马后和郭子兴为回民，亦可从她(他)们的后裔中得到证实。马后是淮西人，淮西过去为回民聚居区，那里的马姓为回民大族。明清两代，马氏家族中成名人士不少，他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如北伐时期，在北方军队中曾任军长的马吉第将军，迁居台湾、逝世后葬于台北回教公墓的马吉祥先生，在台湾空军中服役的马鹏将军等，他们称马后为“老姑奶奶”。郭子兴是安徽定远有名的富户，据查，他的后裔仍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根据上述资料推断，朱元璋、马皇后、郭于兴三家族均是回回。回民在婚姻、生活习惯上有严格的规定，马氏之父马公将小女托付给本族郭子兴，郭又将养女嫁给同族朱元璋，这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⑥从朱元璋的文臣武将族属考察
《明史》卷一载：“太祖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病巳，失所在。凡历光、固、汝、颖诸州三年，复还寺，”《细说明朝》第一册载：“……从此，朱兴宗(元璋)作了一个‘游方’的小和尚……。他当游方和尚，当了差不多四年，在至正八年回到家乡的皇觉寺。这四年，他走过了不少地方，向南到合肥：转而向西，进河南，到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又转而向北，到汝州、陈州；最后转而向东，到鹿邑、濠州、兴州，回到钟离皇觉寺。”以上各县正处寸：豫南、淮西地区，正是元末被贬色目人的聚居区。《细说明朝》第一册还说：“朱元璋‘游方’的若干县，正是反元复宋的志士们的‘策源地’。“综合上述资料进行分析推断，所谓朱元璋“游方”。实际上是在发动起义前，到族人聚居区进行联络、商议、策划活动。所谓“和尚”，可能是化装掩护身份。另外，出寺“游方”的“和尚”不只朱元璋一人。而是全寺众僧。由此推断，所谓皇觉寺，乃是起义义士们聚会的清真寺，历史上，回民起义时，常把清真寺当作起义的“策源地”和义军的指挥部。所谓“游方”，则是义士们策划完备后，分头前往各地串连，动员民众。这就是为什么追随朱元璋起义的文臣武将多半是回民的缘由。回民父老代代相传，朱元璋和他的谋士李善长、冯国用、刘伯沮，武将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冯胜、邓愈、蓝玉、丁德兴、华云等都是起义前结拜为兄弟的回民。面明正史则说他们是彼此互不相识的路人。明朝的开国将领都是朱元璋偶然路遇的回民，这未免太蹊跷了。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说：“…朝廷的七大重臣，自始至终，均是由伊斯兰信士所充任。又宫廷内的伊斯兰重臣，其地位远较非伊斯兰重臣的地位为高……。’
现将来元璋文臣武将中有确切资料可证为回目的常遇春、胡大海、冯国用、冯胜、李文忠、胡德济、丁德兴、蓝玉、沐英等人简介于后：
常遇春(1330－1369)，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安徽怀远县)人。父亲是阿訇。明朝开国大将，刚毅多智，勇力过人，协助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明朝，名将中排名仅次于徐达。在著名的采石战役中，常遇春锋芒初霹，立了头功，由先锋升为元帅。在西征陈友谅的龙湾战役中，常遇春与冯胜率军大破敌阵，战功卓著，升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张士诚败死。常遇春以功进封为鄂国公。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仅三个月，平定山东。1368年即洪武元年四月，明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大战，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勇猛冲杀，麾下壮士紧随，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史称塔儿湾大捷。故《大明英烈传》评书家们描写常大将军为“皂枪缨挑遍天下，乌椎马踏破乾坤”。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渣关，为攻取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洪武元年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洪武二年三月，常遇春与李文忠串军攻取元上都开平。“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州(今河北龙关县西)，得暴病卒于军中。年三十九岁。朱元璋闻丧大为震惊，赐葬钟山之下，井亲自出奠。书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赐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朱元璋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回族人物志•明代，)。
常遇春的后裔定居于京津之间，建常营村，至今为北京东郊的回民聚居区“常营村”，后改为“长营村’。薛文波《明代与回民之关系》载，“常遇春生平勤斋拜，当戎马倥偬之暇，即入寺听经习礼，虽在军中亦然。又请敕建清真寺于金陵城内(今南京市净觉寺)，落成，高皇帝频临幸焉。”
胡大海(?一1362年)，字通甫，濠州虹县(今安徽泗县)人，朱元璋初起兵时即相从。是辅佐朱元璋开国的名将之一。民间相传，胡大海原是一个炸油馍的小商人，长身铁面，样于十分威严，朱元璋命为先锋，以佐扬天戚。大海骁勇多智，在朱元璋渡江后的多次战役中屡立奇功，授右翼统军元帅。至正十七年(1357年)四月至十八年(1358年)三月，大海与邓愈，李文忠配合，在浙江一带守城、夺地，经过几次大战，屡立战功。在战张士诚，平陈友谅的战役中，战功卓著。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初，大海被降服的苗将蒋英设计杀害。“大海被杀后，大将军李文忠攻取杭州，活捉了逃亡到此地的凶手蒋英，李文忠亲自押解蒋英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大海像悬挂街头，刺英血以祭。”“朱元璋特派亲信前去哀悼，并作文以祭。特赠光禄大夫，追封越国公，谥武庄，肖像功臣庙，配享大庙。”(《目辕人物志•明代》）。
据传中国胡姓的回民其祖先是伊朗人，随元军来中国。大海族人随明军转战南北，成祖扫北时随军北来，定居于北京。现在北京回民聚居区牛街住有“鸡胡”家族，以贩卖鸡只为生，因成祖时把经营牛羊肉、鸡鸭等贸易交予回民。
胡德济，字世美，胡大海的养子。随大海南征北战，是朱元璋的一员勇敢善战的大将。‘梅花门一战，德济名声大扬。既下信州，朱元璋以德济为行枢密院同佥，使守之。”陈友谅的大将李明道夺信州时，德济与大海配合破陈军，活捉李明道……。大海被杀后，浙东大乱，张士诚乘机派大将袭诸全。左丞李文忠速遣德济自信州前往救援诸全。德济大破张军，擢浙江行省参知政事，移守新城。张士诚又派大将李伯升夺新城。李文忠、胡德济两军夹击，大获全胜。朱元璋夸奖德济功劳出众。人品高尚。擢浙东行省右丞，赐骏马。不久，改左丞，移镇杭州。洪武三年(1370年)，胡德济从大将军徐达西征。朱元璋授德济为都指挥使，镇陕西，卒于此。(《回旗人物志•明代》)。
李文忠，《明史》卷一二六李文忠段记载：“李文忠，字思本，小字保儿，盱眙人，太祖姊子也，年十二母死，父贞携之转侧乱军中，濒死者敷矣，逾二年，乃谒太祖于滁州，太祖见保儿。甚喜，抚以为子，令从己姓……。”同卷又载：“遇春卒，令文忠代将其军……。”从《明史》所载可知，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外甥是回民，舅父当然也是回民。常遇春的军队多半是回民，让回民将领接掌回将所训练和指挥的回军，是顺理成章的事。
冯国用(1324—1359)，安徽定远人，朱元璋的早期谋士，足智多谋，“对朱元璋早期建立以金陵(南京)为中心的基业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在夺取安徽的几次重要战役中，冯国用出谋献策，屡立功勋。他又勇又谋，’披甲直前奋击，成为朱元璋文武双全的心腹。”先大破陈兆先军，随后又攻取集庆。破陈兆先军的战役中，“辅佐朱元璋居中调度，立了大功。”“接着参加了扩展江南基业的战争，与诸将一起先后攻取了镇江、丹阳、宁国、金华等地，均有战功。被攉升为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冯国用随朱元璋率军攻占浙江诸暨，二月，又攻绍兴。冯国用突然患病，旧历四月十五日卒于军中，时年三十五岁，朱元璋闻丧痛悼不己。冯国用作为朱元璋开拓事业的早期谋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地位仅次于李善长。”官至亲军都指挥使，追封郢国公。(《回族人物志•明代》)。
冯胜，(?一1395年)，又名宗异，原名冯国胜，冯国用之弟，朱元璋的开国大将之一。官至总兵官、征虏大将军，封宋国公。“在采石矾渡江之投以及破太平、克集庆，攻取泰兴、宜兴等战斗中，屡立战功，数次任命为元帅。冯国用死后，其子冯诚年幼，朱元璋便于次年(1360年)命冯胜袭任兄职，典亲军。在消灭陈友谅的龙湾(在今南京市城区西北)之战中，冯胜率领精悍的亲军冲锋陷阵，直捣中坚，战功卓著。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在攻灭张士诚的湖州(今浙江吴兴)、平江(今江苏苏州)破城之战中，冯胜的战功仅决于平章常遇春。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再迁都督府右都督。”
北伐中原之役，冯胜随徐达、常遇春出征。先取山东，再入河南，连连奏捷。“徐达、常遇春、冯胜北上攻取元大都(北京)的战役中，冯胜又立战功，朱元璋十分满意，升为征虏右副将军。”“大都即破，冯胜又率军与徐达、常遇春合兵，平定山西全境。”“洪武三年，任冯胜为右副将军，随大将军徐达再次出征西北，消灭元军残余。”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决意三路进兵征讨扩廓帖木儿。征虏大将军徐达出中路，左副将军李文忠出东路，冯胜为右副将军出西路，三路并进，以清沙漠。三月，冯胜师抵兰州……”“洪武十八年(1385年)，大将军徐达卒。七月，拜冯胜为征虏大将军…。”“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冯胜串左副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蓝玉境兵二十万北征纳哈出。已故勋臣子弟常茂(常遇春长子、冯胜之婿)，李景隆(李文忠长子)，邓镇(邓愈长子)，也随军出征……。”(以上将领均为回民)。冯胜大军直捣纳哈出驻地松花河一带，迫降了纳哈出。“这是明初对蒙古贵族用兵的一次重大胜利。”“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榜列勋臣五十七人，其中功高望重的武臣八人。冯胜位居第三。”
“冯胜戎马一生，大有功于朱元璋的开拓和统一事业……”洪武三年来元璋大封功臣，在赐给冯胜“世券”的诰词里说，“冯胜兄弟二人与我亲同骨肉，十余年间协助我除肘腋之患，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统一大业。”得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对功臣猜忌多疑，屡兴大狱。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冯胜被朱元璋“赐死”。(《回族人物志•明代》)。
沐英(1345—1397年)，字文英，安徽定远人，明朝重要开国将领。“幼年时父亲早死。随母避兵乱，母又死，八岁时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从朱姓，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十八岁开始担当军事重任。洪武三年(1370年)被授镇国将军。洪武九年(1376年)授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出征甘。肯、吐青，威震边陲，得胜面归，因功封西平侯。洪武十一年(1378年)八月，沐英为征西将军，和蓝玉等统兵再次西征。“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军征讨云南。”洪武十六年(1382年)三月，沐英留守治理云南。“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沐英病卒于云南，年仅四十八。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迫封黔宁王……。”(《回族人物志•明代》)。
沐英去世后，其于沐春袭父职，镇守云南。
朱元璋收沐英为义子，“生活在朱元璋夫妇身边”，显然是因同族关系，生活习惯一致。沐英留守云南，是因云南回民多。元时，由回将赛典赤。赡思丁及其于纳速刺丁先后镇守治理。明朝委振回将沐英镇守治理云南，是顺理成章之事。
丁德兴，生卒年不详。安徽定远人。朱元璋的开国名将之一。德兴随朱元璋转战安徽、江苏的多次战役中屡立战功，升管军总管。在取金坛(今江苏金坛县)、广德(今安徽广德县)、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平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后，擢左翼元帅。
德兴配合元帅胡大海收复宣州，接着分兵直下江阴，夺取徽州、池州等江西、安徽诸州县。取胜后，又配合大将军徐达攻取宜兴，败张士诚。德兴授风翔卫指挥使。
陈友谅乱龙江时，德兴从朱元璋作战，打败陈军，陈友谅战死。收淮东，征浙西，再败张士诚。“下湖州，围平江时，卒于军中，赠都指挥使。洪武元年¨368年)迫封济国公。”“德兴皮肤黝黑，朱元璋常以‘黑丁’相称。”•德兴沉勇威严，仁而有信。行军纪律严明，不乱杀人，有功不伐。德兴逝世后，明太祖常思念他。每当明太祖与诸将论起征伐之难时，总是感叹地说：：有黑丁在就好了。”(《回族人物志•明代》）。
蓝玉(?一1393年)，安徽定远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官至武德卫指挥使、大都督佥事、总兵官、大将军、永昌侯。蓝玉是常遇春妇弟，初隶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常遇春常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得到朱元璋的重用，地位不断上升。
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北征开平，南归途中病卒于军中。洪武三年(1370年)，蓝玉被攉为大都督佥事，进入明朝最高军事机构。洪武四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汤和、蓝玉领水陆军伐蜀，经过几战，夏主明升投降，平定了元末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洪武五年(137Z年)，朱元璋派徐达，李文忠、冯胜统兵讨伐扩廓帖木儿，徐达出中路，都督蓝玉为前锋，败扩廓帖木儿。洪武十一年(1387年)，蓝玉等率军西征甘青，取得胜利。蓝玉被封为永昌侯。
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三十万军征讨云南。“蓝五、沐英串兵直逼昆明，不攻而下。‘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率军征讨东北的纳哈出，迫使其投降，拜蓝玉为大将军。同年，朱元璋以蓝玉为大将军，率军征讨北元残余势力，取得巨大胜利，北元灭亡。班师后，封为凉国公。
蓝五自恃有功，领兵在外，诏令有所不从。“在朱元璋面前，举止不恭，言语傲慢，失君臣礼。”“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官员告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夷三族……。”
“1936年，有人到蓝玉家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写丁一篇《王回岗回民调查记》，其中说：‘王回岗位于安徽定远县东南，距城六十余里，居民三干余户，尽悉回民，以王姓居多，又以地势颇高，故名曰王回肉。’王回岗之古迹有国公宅一…。”(《回族人物志•明代》)。
从以上资料看，跟随朱元璋起义，南征北战，平定天下，建立明朝的文臣武将基本上是回民，而且多有姻亲关系，这不是偶然的，显然有同族之关系，是符合逻辑的。
二、明朝皇帝保护目民，推崇伊斯兰敏
1。明太祖御制至圣(百字赞)。
洪武元年，明太祖救建清真寺于金陵(南京)。赐名“净觉寺”，落成后频临幸，井御制至圣《百字赞》。《清真先正言行略•赛哈智传》载：“明初，徐达入元都，得秘藏书数十百册，系天方先圣之遗典。因御书百字，褒颂圣德，敕赐清真寺并嘉酉圣遗惠，宣恩西域；钦与赛哈智世袭咸宁侯，并命哈智于京师、西安建净觉、礼拜二寺……”《天方典礼》载：“明洪武初，敕修请真寺于西、南两京及滇南、闽、粤，御书《百字赞》褒扬圣德”
《百字赞》全文如下：“乾坤初始，天藉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代众生，信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晕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圣贵人。”明太祖的《百字赞》对伊斯兰教的教义、使命、《古兰经》、穆圣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精辟的概括。如果对伊斯兰教没有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很难写出如此之杰作。
2。明武宗对伊斯兰教的评论及御制尊主诗。
明武宗(正德帝)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帝王，对各宗教都有所研究，唯独对伊斯兰教认识尤深，感情尤厚，他对诸教有如下的评沦：“儒者之学，虽可以物开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盖诸教之道，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探原于正理。此所以垂万世与天壤久也。”并御制尊主诗曰：“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武宗还自名“妙吉•敖兰”此语为阿拉伯语(Mejid一Allah)的音译，意为“真主的荣耀。”(见《清真先正言行略•陈大策传》，明末王岱舆收录于《正教真诠》)。
武宗对伊斯兰教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又有伊斯兰教的经名，他是回回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伊斯兰教在中国又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宗教，由此推断，明室家族应为信仰尹斯兰教的回民族。
3。明朝皇帝敕建清真寺
洪武元年，明太祖“敕建清真寺于金陵(南京)，赐名‘净觉寺’……。“明洪武初，敕修清真寺于西、南两京及滇南、闺、粤……。”
1“洪武二十五年(1391年)三月，召赛哈智赴内府，宣谕天经于奉天门。奉旨每户赏钞五十锭、棉布二百匹。与回回每分作二处，盖造礼拜寺两座。如寺院倒塌，随时修，不许阻滞……。”(《清真先正言行略•赛哈智传》)
“敕太监郑和……得尔所奏，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尔因乞保下番钱粮人船，欲要重新盖造。此尔尊敬之心，何可怠哉！尔为朝廷远使，既巳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监官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候风倍开船，故敕。时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二十六日。”(《明代与回民之关系》)
“世宗敕名净觉寺，行令礼部给与札付，冠带荣身……令各省随方建寺，赴京比例，请给札付，住持寺院。”(《瀛涯胜览》)。
“神宗召修天下清真寺，褒以封号：凡一应主持，恩及冠带。今供职焚修，以事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之主。”(《皇明外纪》)
4。明朝皇幸曹多次颁布昭令，命保护回民，勿歧视回民。
(明史)卷二载：“……蒙古、色目人(包括回回)有才能者，许擢用。”这是太祖命勿歧视回民之敕令。
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颁布上谕命保护回民。全文是，“成祖时有保护回教之令。今泉州清真寺壁上尤见其敕文曰：‘大明皇帝敕渝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赐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持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悔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水乐五年五月十一日。’”(傅统先《中国回教史》)。
回民生活在中国，其宗教信仰、传统习俗，乃至衣食住行，举止言谈等与汉族有所不同，他们是少数民族。又散居在广大汉族民众之间，容易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乃至厌恶、歧视、排挤，甚面发生民族冲突，如得不到国家的保护，难以生存下去。故明朝皇帝曾先后颁发保护回民的敕令，也是维护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信仰。
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第二章《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故事一则》中记载，“大臣们向中国皇帝禀报，有几千定居的穆斯林混杂在人民中间，有如麦田里丛生的杂草，无法把他们分清。不该把他们清出去吗?而且不该给他们经济上的援助。皇帝作了三条回答；一，我们的父辈没有管过这些事，我们怎么好管呢?二，我们只管他们的外部事务，何以能干涉他们的内心事务?三，如果我们运气好，我们也会成为穆斯林的。”
在第八章(中国人隆冬后一年一度的过年情况，里记载：“在汗八里的穆斯林中有一个科学家，皇帝在宫里接见了他。第二天，中国的大臣们上书皇帝，说这样做是违背法律的。他回答说，法律只管人们看得到的行为，我不在外部事情上违背法律，我内心的事情与你们何干?我也没有管过你们内心的事……。”
在第六章《萨达特式王国》中写道，“皇帝在金龙宝座里就位以后……从穆斯林国家来的人比其他人得到优先照顾。他们站在寓皇帝两三步远的地方。”
从明朝皇帝的上述话可以看出，他不好宣布自己的族藉和宗教信仰，面是把它藏在自己的内心里，所以告戒人们不要干涉别人的内心事务，包括他自己的内心事务，这是保护回民和伊斯兰教，也是维护自己内心信仰的一种巧妙方法。
5。明朝皇帝推行伊斯兰教律
禁止饮酒、禁食猪肉是伊斯主教的基本戒律。明朝皇帝对此两项先后发出了明确的禁令。《明史》卷一载：“初，太祖克婺州，禁酿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时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恺请勿诛，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宁可使大酶叛我，不可使吾法不行。’竟手刃之。”。
禁止酿酒是从根本上禁绝饮酒。明大祖为了禁酒，竟亲手杀了大将胡大海的儿子，可见其执法之严。大海儿于是回民，他既违反了教法，又违反了军法，所以毫不容情，从严惩处。
武宗禁止民间畜猪、食猪肉为明代一引人瞩目的事件，所以议论颇多。《明书•武宗本纪》载：“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间畜猪，著为令。”《皇明实录》载：“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明末沈德符的《野获编》载：“兵部左侍郎王，抄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钩帖；照碍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名，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有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此禁令于正德十四年十二月(1519年)在南京发布。所谓“镇国公朱”是武宗化名；“但当爵本名(武宗为猪年所生)，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等论乃是虚构托词。清代俞正燮《癸巳有稿》对武宗禁食猪肉解释说；“其豹房实多回人……怂恿之，托云国姓朱，武宗亥生，故有此钧帖。”《野获编》和《艺梅珠蘑》中的《武宗外记》云：‘明时回回人给事宫廷者甚多，武宗曾纳回回女为妃。”
从以上资料看，武宗禁食猪肉的原因昭然若揭。
6。明太祖改革汉族的丧葬、祭奠仪式。
我国汉族的丧葬、祭奠仅节自周朝以采有严格的规定，并形成不可更改的传统习俗，丧葬仪节如停灵分七期，每期七天，共四十九天，孝服为白色；服期最少三个月，最多为三年，修墓、停止嫁娶、交际、化妆等。祭其仪式如设祭坛。安放祖先牌位，置三牲，鸣炮、奏乐，上香、献花、献酒、献馔、焚冥纸、读祭文、行鞠躬或叩头礼等。
《明史》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癸未，帝疾大渐，乙酉，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遗诏曰：……丧葬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渚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洪武十五年(1382年)，皇后马氏崩……其外宫殿制，与京官同，闻讣日与公所成服，命妇服亦与在京命妇同，皆三日而除，军民男女素服三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皇太子才人王氏薨。命视皇太子妃郭氏例。……帝照浅淡色衣。百官青素服，黑角带朝参……。”
从以上《明史》资料看到。明朝皇帝一反汉族的历史传统，提出一套新的丧葬制度，如把停灵改为三日；孝服改为青色，服期改为三日，“孝陵山川毋改作”，即不修墓，”丧葬仪物毋用金玉”等。汉族传统的祭奠仪节，明太祖全部废除，不设祭坛、不放祖先牌位、不置三牲、不献酒，不焚冥纸、不行叩拜礼等。
《明史》卷四十七载：“赞唱、凡皇帝躬祀、入就位时太常寺奏中严……饮福、受胙、各致赞词……初升坛、唱再拜及祭酒、唱赐福胙。洪武七年，礼部奏其烦读，悉删去。”同卷又载：“上香礼，明初祭祀皆行，洪武七年，以翰林詹同言罢……。”《明史》卷五十五载：“洪武十五年，太祖将幸国子监，议者言，孔子虽圣，乃人臣，礼宜一奠而再拜。太祖不从，命礼部尚书刘仲质定其制。”
据传，明太祖生前从未进过佛、道教寺庙，没有叩拜过一次偶像。
洪武帝提出的丧葬制度跟伊斯兰敦的丧葬制度基本吻合，然而，他驾崩前的遗诏并未付诸实施，从明陵看，不但孝陵山川已改作，并且基苗有人兽像，墓内有陪葬品。可见几千年形成的传统习俗，一个帝王也是难更改的。
7。从明朝皇幸选后妃看。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帝王后妃数一般为八十一房，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明朝自洪武帝至崇祯帝共十六代帝王都同时未超过四后妃。《明史，卷一三O，后妃一载，“太祖孝慈高皇后、孙贵妃、李淑妃、国宁妃(共四后妃)；惠帝马皇后(仅一后)，成祖仁孝徐皇后、王贵妃、权贤妃(三后妃)‘宣宗恭浪胡皇后、孝恭孙皇后。关贤妃、郭嫔(共四后妃)，英宗孝庄钱皇后、孝肃周太后(二后妃)……。《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载：“孝宗孝康张皇后(仅一后)，武宗孝静夏皇后(仅一后)……。”
伊斯兰教的婚姻制度，根据《古兰经》规定，穆斯林男子最多只许同时娶四房妻室，如果不能做到公平，就只许娶一房妻室。
明朝历代皇帝，连同未登基的太子兴宗和睿宗共十八代，历时276年，帝王后妃无一超过四位，这不可能都是偶然的巧合：显然是出于遵循伊斯兰教律和家庭的民族传统。
8。从朱元璋登基之初“尚右”看。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习惯是‘尚左”，故“左”为上方，排位时左方为尊长、客人之位，左丞相高于右丞相。而伊斯兰教是“尚右”的宗教。《古兰经》、圣训中“尚右”的经文很多。朱元璋登基之初“尚右”。两年后改为“尚左”。《明史》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以李善长为右相国，以徐达为左相国……”(尚右)同卷又载：“元至正二十七年冬十月丙午，令百官礼仪‘尚左’，改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
洪武帝为什么“尚右”仅两年又九个月后突然改为‘尚左’呢?《明史》并未说明其原因。但是可以推断洪武帝登基之初“尚右”，显然是出于遵循伊斯兰教的“尚右”思想，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因为如果朱元璋家族是汉族，他登基后肯定遵循汉族几千年的“尚左”传统，不会无缘无故的改为“尚右”；而后来又改为“尚左”，显然是迁就时势，向传统势力让步。当时朱元璋正全力争取民心，完成统一之际，他恢复中国绝大多数人“尚左”的传统，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明史》上洪武帝向传统势力迁就、让步的实例很多。
三、“豹房新寺’之秘
关于明武宗在后宫建“豹房新寺”一事，《明史》的记载有些荒诞迷离，《辞源》、《辞海》的注释也是依据《明史》的记载。《明史•武宗纪》载：“明武宗因钱宁请，于禁内置豹房新寺，内有番僧及教坊司乐人，恣意为淫乐，后武宗即崩于此。”《明史•钱宁传》载：“钱宁……引乐工藏贤，回回人于永及诸番僧，以秘戏迫，诸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傅统先《中国回教史》云：“武宗受佞人钱宁之怂恿，建豹房新寺于宫内，其间多回人，后宫回宠亦众”。以上记载均是贬抑之词。据马明道先生的考证，“豹房”一词是阿拉伯语BaFon的音译，意为“仰赖艺术”，但我们不必求其这一词的字面含义。从上述史料的描述中，可以洞察出“豹房新寺”的真正涵义和目的。根据《明史》的记载，一般人认为“豹房”乃是武宗饲养豹只玩耍淫乐的场所。实际上，“豹房新寺”乃是武宗在宫内为自己修建的清真寺，是他潜身修炼的场所，也是国家的决策场所。武宗禁民间畜猪、食猪肉是在“豹房新寺”内决定的。“其‘豹房’实多回人……怂恿之……。”(《癸巳存稿》)；所谓“番僧”乃是武宗从伊斯兰国家聘请来华的伊斯兰学者、顾问。这些学者可能是苏菲派，因为当时伊斯兰世界苏菲派盛行。有些苏菲派信士在夜间举行“尔麦里”（功修）、念“迪克尔“(赞主赞圣)，其调悦耳动听。有些苏菲派信士举行“尔麦里”时伴以音乐、舞蹈。而这些学者或传教士；包括中国的阿訇都可以携带眷属，举行“尔麦里”时，男女教徒又在一起，且宫内后妃多回民，“其间多回人，后宫回宠亦众。”这可能是《明史》所谓的“番僧”、“教坊司乐人”、“回宠”、“恣声伎为乐”。由此可见，“豹房新寺”不是什么武宗‘秘戏淫乐”场所，而是举行礼拜和宗教功修的神圣的清真寺。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武宗接受了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学说。《明史》的记载之所以出现扭曲之词是由于史家对伊斯兰教，尤其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功修仪式，对武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缺乏了解；甚或是有意的歪曲和诋毁。
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亦描述了明朝宫廷内的宗教生活：“此际之中国皇帝号景泰，景泰大帝对于伊斯兰信士极端爱护，当时朝廷之七大重臣，自始至终，均系由伊斯兰信士所充任。又宫廷内之伊斯兰重臣，其地位远较非伊斯兰重臣之地位为高……。且每日五次礼拜不但可在御前高声朗诵唤礼词，并可穿着伊斯兰式之服装，缠用伊斯兰式之头缠头巾，更可在作礼拜时，作集体礼拜，皇帝对此至感欣慰。”
如果把武宗对伊斯兰教的评价、他的尊主诗：一教玄玄诸教迷……”以及他禁止民间畜猪、食猪肉、自起经名“妙吉•敖兰”、“纳回回女为妃”等等联系起来看，“豹房新寺”的使命和奥秘已经很清楚了，从面，武宗为穆斯林亦无可争议了。
《明史》记载“豹房新寺”，反证明朝皇帝还有“旧寺”。这一点，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第二章《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附章《中国皇帝每年出宫的情况》中有所记载：“在汗八里城的郊区，中国皇帝建造了一座清真寺，主要作为他自己祈祷之地。每年在对犯人处决斩首前，他都来到这座清真寺。这里没有什么神馋。在朝麦加方向的墙上刻有《古兰经》和真主的名字，有回文和中文的解释。”
“在他要去清真寺礼拜时，几天前就先进行把斋。还在斋戒期中，他就乘坐轿子前往……在侍从中，有两个穆斯林太监骑着高头大马，走在皇座的前面引路……中国皇帝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却是为了去清真寺礼拜。他走出轿子，脱下鞋帽，光头赤脚地在清真寺前，向万能的主叩拜……”
“他从门槛上抬起头来，走进清真寺，在真主的名字下低下头来，用中国话表示问好之后。面向着《古兰经》把右脚放在左脚上，单腿站立，悲痛地哭了起来……他哭着说：我的主啊！你是万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你使得我成为万民之主，你赋予我杀生之权，我竭尽全力，小心谨慎，履行我的职责，我的所作所为，你全知道……”
“中国皇帝在那清真寺里，一遍遍地重复上面的这些话，显得十分真诚地苦苦哀求和祈祷。他长时间地哭泣，从清晨到夜幕降临，不时发出阵阵令人心碎的嚎哭声。天黑以后，他更匍伏在地，嚎哭不停。悲恸之情，无以复加，直到黎明。清晨过后，他从寺中走出，身上精疲力尽。精神上的痛苦使王位在他眼中变得十分低下，那荣华富贵也变得无关紧要。脸上明显地表露出苦行后的痕迹。看上去软弱无力，象消瘦的新月一样……。”
从阿里，阿克巴尔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①他是根据亲眼所见记述的，他目睹了中国皇帝的上述宗教活动，具有真实性。
②如果中国皇帝不是穆斯林，他不会修建作为自己礼拜之地的清真寺。
③如果中国皇帝不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不可能说出那样出自内心深处的虔诚的祈祷词；也不会那样夜以继日地祈祷，以至精疲力尽，精神上承受那样的痛苦。
④在清真寺内日夜祈祷，“苦苦哀求，长时间地嚎哭，脸上表露出苦行后的痕迹……”这种祈祷方式显然是一种苏菲派穆斯林的苦行修炼。由此推断，明朝皇帝，至少是某一个皇帝，通过聘请来华的伊斯兰国家的传教士，即《明史》所说的“番僧”，接受了当时在伊斯兰国家盛行的某种苏菲派学说。
阿里•阿克巴尔的描述与“豹房新寺”内武宗的修持相一致。
四、宫内设有伊斯兰御膳房，后妃亲执炊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123—124页中记载：“冬来庆祝新年时，百官入宫朝贺……各国使节亦须入宫朝贺，来朝使节，均被留宴，供应伊斯兰使节之御膳，由伊斯兰御膳房供应之；其他使节则由非伊斯兰御膳房供应之。”
我国自唐朝伊斯兰教传人中国以来，皇宫内设伊斯兰御膳房，只有朱明一朝。倘若明朝皇帝不是回民，它不会知道宫内穆斯林和外国穆斯林使节须用由穆斯林烹饪的伊斯兰膳食；即便知道，也不会予以重视。
民间传说，明太祖的饮食均由马后亲自烹饪监督。这种传说在《明史》中亦可找到依据。《明史》卷二，本纪二，太祖二载：“洪武三年五月丁巳，……昭：‘开国时将帅无嗣者禄其家，是月旱，斋戒，后妃亲执炊……’”。
《明史》卷一二三，列传一载：“帝每御膳，后必躬自省视。”
明太祖的饮食为什么由马后亲自烹饪监督，有两种说法：一般社会上认为，明太祖仇家甚多，为防范下毒，即出于安全考虑，由马后亲自烹饪监督；回民社会上认为，明太祖、马后均为回民，为防止其膳食违反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故由马后亲自料理。
结束语
根据以上诸多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朱明家族、马后及随朱元璋同时起义，建立明朝的文臣武将多半是回民。然而，朱元璋登基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未公开宣布自己的族属和宗教信仰。但明朝皇帝从朱元璋起，除了致力于维护其政权外，也从思想、言论、行动上竭力维护、拓展本民族及其宗教信仰，并力图改革中国汉族的传统习俗，“回化中华”。但是，在汉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明室的种种努力难以实现，力不从心，于是，转而采取“华化伊斯兰”的措施，即在除基本信仰之外的非原则性问题上，接受在中国占绝大多数的百姓——汉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使回汉接近，以求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生根、发展。故中国回族使用汉语、汉姓，吸收汉族的许多风俗习惯，从而把伊斯兰文化和部分汉文化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独特的回回民族正是在明代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