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松
今年4月15日，是安士伟大阿訇（1919～1998）冥诞90周年。时光飞速流逝，转瞬间，阿訇归真已近十一年。但他魁梧庄重的形象，他亲切和蔼的谈吐，他宣讲教义的音容，他高尚优良的品德，他光明磊落的胸怀，一直给人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记得当年惊悉阿訇归真的信息，令我半信半疑，因为按新时期不断发展的的医疗保健条件，以及阿訇平素乐观开阔的心态估计，他肯定会更高龄长寿，但他离开我们时，还不满80岁。当然，寿终正寝是安拉的召唤，孰能预料？他是作过突出贡献而奉主之命归返的。
我赶上了殡葬礼仪，到伊斯兰教经学院礼堂，四周墙壁悬挂着挽联、挽幛，我只来得及带去一页
（一）爱国爱教、真诚奉献的阿訇楷模
爱国爱教，在安士伟阿訇身上表现很突出。因为这不是响亮空喊的口号，不是抽象时尚的概念，而是必须发自内心地、全力以赴地实际行动。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自觉热爱与捍卫自己的祖国，至关紧要，义不容辞；作为一个回族穆斯林，尊重与遵循自己的信仰习俗，同样合乎法律，理所当然。二者是相辅相成、并非对立矛盾的。作为一个国家信任、教民拥护的阿訇，不仅应该是以身作则、爱国爱教的典范，而且应该是党和国家与穆斯林群众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作为一个参政议政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尤其应该是发挥这种良好作用的表率。而安士伟阿訇数十年如一日，不愧是爱国爱教、真诚奉献的阿訇楷模。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盛世明时，政通人和，党和国家的英明政策贯彻落实得越来越好，像安老这样的阿訇或民族宗教人士，越来越多，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在当年，把爱国爱教有机地统一起来，处理得体，使上下无可挑剔，让大家都满意，谈何容易！安老之可钦可佩，难能可贵，就是在任何复杂情况下，无论处境顺逆安危，忠实于祖国，取信于教众，始终如一，本色不改。
上了岁数的过来人，都能记起亲身经历的那段众所周知的苦难恐怖时期吧？当时，别说是阿訇或所谓“黑七类”在劫难逃，处境特别困难并充满风险，连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惨遭迫害致死，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亦郁闷含冤而终。国家机构瘫痪，老革命干部被打倒、抄家……至于清真寺被封闭，宗教人士被劳改，经典被践踏焚毁，更是司空见惯，不在话下。回顾历史，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人心惶惶，犹有余悸。如果说，在恐怖复杂的时空背景下，有人身不由己，摆出极左面孔，或忽左忽右，见风使舵，伪装“进步”，宁左勿右如果出于无奈，可以不加追究。那么，相比之下，安老坦荡磊落的胸怀与良知，他无所畏惧、处心无愧的果敢行为，确实不同凡响。因为他不会趋炎附势，不会欺上瞒下，不会阳奉阴违，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在伊斯兰教经典文物惨遭毁灭的风口浪尖，敢于挺身捍卫者凶多吉少。而东四清真寺不仅有许多珍贵文物，它所附设的福德图书馆还储存着大批埃及国王赠送的经书，如毁于一旦，永难补偿。安老不顾个人安危，能曲折委婉地尽力保护了大量类似的伊斯兰教瑰宝，使之不受或减少损失，令人肃然起敬，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勇气！不正是既爱国又爱教的体现吗？
（二）忠于职守、主持教务的典型表率
安士伟阿訇虽然长期承担大量的社会工作，特别是作为北京市和全国伊协与经学院的领队成员之一，以至参政议政等等，需要付出许多心血，但他始终坚守在阿訇第一线，其它工作再苦再累也是义务性兼职，决不喧宾夺主，轻重倒置。尤其表现突出的，是晚年连续当选全国伊协会长——
[Page] 协会成立以来首次由专职阿訇担任的第一把手，肩负的责任更重了，安老也同样没有丝毫松弛、削弱主持教务的本职工作。他照常率领教众一起礼拜封斋，照常宣讲“卧尔兹”，照常主持主麻日、尔德节日的礼仪。不似“投笔从戎”，不是离岗从政，主要精力依然是当好言传身教的“伊玛目”，致力于伊斯兰教的宣传与发展。安老毕生关心伊斯兰教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并倡导务实精神，多作群众需要的工作，例如针对众多乡老学习《古兰经》的需要，和不会拼音、不习惯看外国版本的困难，东四清真寺就出版了手写体阿汉文对照本、带有汉字拼读和译文，大量印刷，满足了许多老年人的愿望，对类似的宣传，安老特别关心，如已故杨品三阿訇的遗作《古兰经分类选译》，经陈广元阿訇校订，安老为之作序，并支持由市伊协出版。今日中国出版社发行的一套“宗教文化丛书”中，包括一些伊斯兰教文化丛书，如陈广元、冯今源和铁
国内外多有这样的舆论反映，从安老当选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以来，才改变了第一把手是由级别高的资深官员兼任，或行政阅历经验丰富的干部担任之格局，显然是巨大转折点，并且觉得安老是最有权威的人选。尽管安老当选后本色不改，依然在伊玛目的岗位上为穆斯林服务，而不是坐在领导者的交椅上指手画脚地摆官架子，或独揽大权。
（三）促进友谊、增强国际团结的民间外交使者
安老的威望和影响，不只在国内，而是遍及五洲四海，因为他是祖国首都两座关键性清真寺的伊玛目，对促进和增强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友谊，均能发挥作用。
北京，有很多清真寺，其中城区最著名的有两所：一所是始建于公元996年（辽代）的牛街礼拜寺，位于城区穆斯林聚居最密集的中心，是海内外穆斯林或游客络绎不绝参观的千年古寺，另一所是始建于公元1356年（元代）、再建于公元1447年（明代）的东四清真寺，曾经是国际友人主麻日聚礼和尔德节会礼最多的首选之地。几十年来，安老在这两所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清真寺都担任过教长，在东四的岁月更长一些，即便在当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以后，他还是主要坚守东四阵地。这是中外穆斯林广泛接触交流的宗教礼仪场所，是宣传与体现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窗口，也是促进、增强民间外交友谊的平台。这里的阿訇，举足轻重，影响极大，安老肩负重任，极受各国穆斯林欢迎，礼拜前后，都纷纷找他交谈。甚至到了国外，也朋友遍天下。
安老一直是北京市伊协会长，后来又连续同时担任全国伊协会长，作为世界伊斯兰联盟组织的理事与重要成员，经常到阿拉伯世界或穆斯林国家访问，也多次率领朝觐团去圣地完成天命。“文革”浩劫后，改革开放，停顿、冻结多年的朝觐活动恢复了，第一个朝觐团的领队就是安阿訇。1985年，我参与中国伊协朝觐团去朝觐，由安老带领的北京市伊协朝觐团亦同期前往。当年我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尙未建交，不能直飞，只能绕道巴基斯坦候机转飞，方能抵达。时值朝觐高峰期，日期稍晚就会延误，十方麻烦。我们来回途中都在卡拉奇长期逗留，在米纳，还在世界伊盟招待所同住一层楼。虽然是两个团，有时是各自安排日程，但每天都有交谈的时间，互告彼此的所见所闻，还可以向他求教许多有关朝觐的礼仪和细节，因为他不仅是精通教律的大阿訇，而且有多次朝觐的丰富经历。[Page]
尽管我们团里有一些新疆的著名大毛拉，各省市很有名气的阿訇或社会贤达，但在异国他乡，熟人极少，互道“色蓝”或热情相抱的现象比比皆是，但都互不相识。安老却不是这样，无论在宾馆，在街头，在禁寺，向他问候、拥抱、打招呼的，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哈吉，用不着别人介绍，都认识他，要同他对话，要自报家门，说在北京，或在什么地方、什么会上见过他，情真意切。可以想象他给人们的印象多么深刻！其实安老不见得对每一个真诚问候者都能记得住，正如一个桃李满门、教学经验丰富的高龄教师想不起某学生是哪一届的毕业生那样，但也有十分熟悉、交谈格外亲切的。安老就与之畅谈，涉及彼此之间感兴趣的往事。而有一些被介绍给外宾的头面人物，互相交谈起来，也仅仅是礼节性的寒暄而已。
在沙特阿拉伯的报纸上，朝觐期间常有对安老的访问，还刊登他银须美髯的照片。我去朝觐那一年，中、沙尚未建交，沙特国王会见外国哈吉，是有选择、有保留、有限制的，对我国朝觐团只限于总领队，但也特意邀请了安老，回到宾馆，他给我讲述了会见中有趣的细节“花絮”，他的敏锐观察和剖析能力令人钦佩，真不愧是个民间外交使者。
（四）真诚交往、细水长流的良师益友
早在解放前夕，我在昆明《清真铎报》社工作，就听过、看过安士伟的大名。当时，我是北平《月华周报》（后改六日刊）和《伊联》（月刊）的记者（文章多用“鼓翼飞”为笔名之一，但我从来没透露过），能看到当时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穆斯林民间报刊。记得在1948年《月华周报》上看到马坚教授翻译《古兰经》即将出版的预告和征订启事，具体负责人就是安士伟阿訇。
同安老相识四十多年，深切感到他的真诚纯朴，正直坦率，表里如一。待人处世方面，无论尊卑长幼，一视同仁，不亲不疏，不谄不媚，不卑不亢，不摆架势。我从来没见过他同谁套近乎，对任何人特殊逢迎亲昵，或对任何人傲慢冷待，没见过他勃然变色发脾气，总是喜颜悦色，吉祥满面。我们之间的往来，有几种方式或类型：
（1）更多、更频繁、更普遍的是作为一个[Page] “高目”同“伊玛目”的相见。这种情况肯定数以百计。原先，我长期租赁的住所，去东四清真寺的交通更方便，主麻日常去，开斋节和古尔邦节必然去。拜前或拜后，到教长休息室看望问候，人多短留，人少长留，空闲则畅叙。如阿訇正在忙碌，从不打扰。在大殿里，听安老演讲，跟随他礼拜，亲切自然，声音洪亮，记得他在登梯（即“敏拜尔”）念“虎图白”时，读到精辟的语句，还当场进行翻译解释，处理得灵活及时。一般说来，因为水房要排队，拥挤不堪。我都是在家沐浴后才去清真寺，偶或小净失效需要补做，安老就打开教长室内的侧门，让我在他专用的单间水房做，以免误时。之前多少年，我在这教长室拜访过庞士谦阿訇，拜访过
我深知阿訇很辛苦，总是应接不暇，顾此失彼，尽量不打扰，但只要有所求，他从来不拒绝，并约定时间，外地来北京的多斯提想拜望他，友人希望与他合影，恭请他与我们的研究生会见讲话，多慨然承诺。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求见安老的事例未能实现，主要是他病危期间，医院叮嘱不许会客。来自西安的企业家、三宝双喜集团总裁沙鹏程想请我陪同去看望几分钟，由于病情恶化，家属谢绝了，当时安老确实也处于昏迷状态，不知道求见的事。
（2）有些会见接触是在特定公共场所，如参加某项会议或庆祝活动、纪念性宴会，以及文化艺术如书法绘画展览等。阿訇总是同每一个靠近的人互道“色兰”，彼此握手，问长问短。有时他坐在主席台上，因事暂时离席，也会主动与在座的、目所能及的朋友打招呼。记得有一次由于我们曾经在电话中讨论的问题没结果，他在会场上看到我，还举手示意把我叫出门外，谈了十几分钟。
安老记忆力真好，一次参观青年穆斯林书法家李纯博的作品展览，我夫妇倆都在场，安老还记得当年在东四清真寺为我们证婚的往事，这时我们已经当上爷爷奶奶了。我们当即合影留念，也算弥补了1955年婚礼因拍照的汉族街坊姗姗来迟没赶上的遗憾。
平素的交往，多在公共场所，或大庭广众之中，私下的接触甚少，只有一次赶巧了，偶然发现安老的业余爱好。记得往昔国家召开“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民族宗教代表通常住在友谊宾馆，离我家很近，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那时我还精力充沛，碰到“两会”没安排活动的晚上，就骑车看望远地来的代表。有一次正好听说安老就住在隔壁房间里，时间虽然比较晚，我犹豫了一下，听到屋里好像在看电视，便去按门铃，安老从回应中知道是我，就立即说“请进！”天气很热，却没开空调，只穿着背心，盘着腿坐在床上听京戏，他想关机，问我爱看什么节目，我说就接着看吧，只不过把声音放小一点，是马连良在唱，我们边看边聊。我才发现安老喜欢京戏的秘密。也许，会有传统守旧的乡亲认为阿訇不宜听戏，那是一种偏见。恰恰相反，这是正常的甚至是应该有的爱好，特别是像京戏这样蕴含着许多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知识的节目，大大有助于开阔阿訇的视野，提高阿訇的素养和水平。我总算看到一个阿訇并非只是正襟危坐、严肃说教的架势，也应该有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喜好与乐趣，这才是真实的、完整的、鲜活的形象。因此，我的新发现，只能增加而丝毫无损于我对安老的敬佩。
（3）当然，朝觐那一年，从北京到巴基斯坦，再飞沙特阿拉伯，同住米纳，同住阿拉法特，同在天房巡礼，更是深刻难忘，很多细节准备记入有关回忆的杂文中，不再赘述。
（4）还有在特殊时空背景下贴近的密切接触，更加深我对安老的认识。仅以个别丧葬事宜为例，一次是
在入土安葬时，安士伟阿訇和我，参与亡人家属传递砖头、铲土掩埋的礼仪，我看到安老壮实、笨重的身躯，弯着腰，蹲在坟坑旁，吃力地、一块一块地接过我传递的砖头往下送，我多次劝他歇息片刻，他就是不肯，一直坚持到底，的确，安老与
由于事前有分工，我还得去海淀饭馆照应。安老与我同乘
（5）更多、更直接、更实惠的，是安老在我学习、研究与评论汉译《古兰经》各种译本过程中的关心和帮助。20世纪90年代初，
安老非常坦诚，直来直往，肯定中不含恭维，批评时不带委婉。例如认为对于杨敬修阿訇译本的典雅庄重和古奥艰涩两方面，分析得体；认为对
安老作为有威望有影响的阿訇，言传身教，谨言慎行，严格律己，态度鲜明，决不有求必应，万一答应有误，便立即更正收回，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类似情况，不乏实例，我也有体会。例如拙著《〈古兰经〉在中国》早就请他作序，他不仅痛痛快快地慨然允诺，而且建议多请一些人写序，成为卷首笔谈，我采纳了他的宝贵意见，但其间也有“插曲”，他写信告诉我，如果不狠批阿哈迈迪耶关于否认穆圣是最后一位先知的谬论，他的序言就不再写了，非常直率，毫不含糊。后来看到我的修改稿，第一位交序言稿的还是他。坚持真理比讲究情面重要！
一言以蔽之，安老的人品、学品、作风，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作为良师益友，他的高大形象，永远铭刻在我脑海中。祈求
安拉擢升他在天池的品级！阿密乃！
2009年3月24日，病中陆续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