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古兰经》定本的出现，展开了对《古兰经》的注释与研究，推动了阿拉伯文语法学、阿拉伯文修辞学、阿拉伯文书法学、伊斯兰教教法学、伊斯兰教教义学，以及《古兰经》诵读等学科的发展。对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成为阿拉伯文学史和伊斯兰文化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和贵重价值的一部划时代的光辉典籍。与此同时，它又对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播和发展始终起着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是全世界穆斯林学习和探索伊斯兰真谛的金钥匙。
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古兰经》在中国穆斯林中也广为流传，但大多为手抄本。到了19世纪中叶，在云南出现了《古兰经》木刻本。目前所知，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由云南大理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颁刊的木刻线装《宝命真经》30卷，为中国最早的《古兰经》木刻本，后来刻板毁于战火。光绪21年，云南著名经堂教育家马联元再刻《宝命真经》30卷，现存于昆明南城清真寺中，为中国穆斯林珍贵的文化遗产。
《古兰经》的汉文译本问世较晚。明末清初的一批穆斯林学者，虽为“学通四教”的名家，但尚无专人从事《古兰经》的汉译工作，只是在他们“以儒诠经”为特点的著述中，摘译引证过《古兰经》部分内容。到了18世纪后期，在中国出现了《古兰经》汉译选本。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光绪8年（1882年）余海亭译《汉学赫厅》；19世纪中后期马致本译《孩提解译》、马复初译《宝命真经直译》；1919年杨敬修等译《亥帖译音》等。直到20世纪20年代，《古兰经》汉文通译本才在北平问世，译者为汉族人铁铮，是由《古兰经》日文译本转译而来，以文言文表述之；姬觉弥（汉族）《汉译古兰经》（1931年）。此后由回族穆斯林学者翻译并相继出版的汉文通译本《古兰经》有：王静斋《古兰经译解》（1932年、1942年、1946年分别刊印甲、乙、丙三种汉译版本）；刘锦标《可兰汉译附传》（1943年）；杨仲明《古兰经大义》（1947年）；时子周《古兰经国语译解》（1958年2月台湾出版）；马坚《古兰经》（1981年）；林松《古兰经韵译》（1988年）；仝道章《〈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注译本》（1989年）；周仲羲《古兰经》（1990年）；马振武的经堂语《古兰经》译本（1996年）；沈熙淮《清真溪流》（1996年）等14种版本
《古兰经》汉文通译本的多种版本的出版，对中国穆斯林了解、学习、实践伊斯兰教的原有精神实质和具体要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古兰经》日益深入到广大中国穆斯林的心中，并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汉文通译本《古兰经》注释，不仅阐发天经精义，弘扬伊斯兰教义，而且广泛吸收译者所处时代伊斯兰教研究各个领域的学术成果及其学术思想，丰富了《古兰经》注释的内涵，深化了对《古兰经》含义的研究，并为广大中国穆斯林学习《古兰经》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同时也为《古兰经》的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古兰经》汉文通译本相继出版的时间间隔长达七、八十年，早期的版本也很难寻觅，普通穆斯林无法看到汉译《古兰经》多种版本的注释。[Page]
甘肃临夏穆斯林肖天福先生虔诚举意，穷数年之力，历经艰辛，精心选择收集《古兰经》注释汉译本，编辑成《〈古兰经汉译〉注释汇集》一书，并依照原译本注释排列顺序，辑录穆斯林称道的六部《古兰经》汉译本的注释7566条及相关的注释说明，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兰经》汉文通译本的注释水准，为广大中国穆斯林和社会各界人士学习、了解和研究《古兰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精神食粮，意义深远。
临夏穆斯林教育家马志信先生认真审读了全书，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祈求真主赐福予他！
《〈古兰经汉译〉注释汇集》的问世，实为创新之举，惠及各族穆斯林，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全国经学院
统编教材编审办公室主任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教务长
高 占 福
2004年6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