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松
《可兰汉译附传》，是第四部汉文《古兰经》的通译本，编译者署名为“冠豪刘锦标”，于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在通译本中是第二部穆斯林之译作。
据谢锡恩撰写的《序》（由孙云五代笔）所介绍，刘锦标，原籍河北省安国县，“以其先德司铎奉天”，便随家迁居沈阳。受其家庭影响，曾“博览儒书”，著作有《易理中正论》两卷，《人道天道汇编》及《说中》等数种，顾名思义，似可想象其内容与研究兴趣之所在。序文中说他“历充军政要职，陟显达”，但未详及其官衔职位；又说他“热心宗教，不遗余力，民国廿七年（1983）春，挺身来华北，创设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唤醒穆民，敦崇教义”。联系时代背景就不难推想，当时正值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时期，华北已沦陷，倭寇已侵占北平。此译本问世于1943年年初，从历史和地理环境考察，译者显然在客观事实上被敌人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国难当头，严重失足，历史自有公论，广大读者肯定会从中作出判断。至于他生平的全部经历，及后来的归宿，不甚了了，也缺乏素材，无法详述。
此译本既名之曰《可兰真经汉译附传》，其正文亦分为“经”与“传”两个主要部分。“经”与“传”，本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由来已久《道德经》之类，传入东土的各大宗教典籍，其汉译称谓，亦带“经”字，如《金刚经》、《圣经》、《古兰经》。至于“传”，则指阐述经义的文字，如《（春秋）三传》，《春秋》是“经”，《三传》是指解释《春秋》的三种撰述，即《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的统称。有时也将二者合称“经传”，被视为经传者，须具有相当高的级别、影响，被社会公认。刘锦标译本中的“经”，是《古兰经》原文的直译，用五号字检排；“传”，是译者的引证、解释和发挥，其中包括旁证博采、言之有据的资料，出自经学家的注疏，但属于译者个人的理解、阐发之处亦不少，均用小号字检排，以别主次。经与传夹杂相辅，随译随释，即序文所谓“笔译数节后，即附以传释”。从篇幅比重看，有些章节，传多于经，字数超过译文十几倍，如第1、2两章；有些章节，传多于经、传文字大体相等；亦有只译经而不附传者，如第 79、84、99等章。就总数量而言，传释文字稍多，常出现成段成串的联想与发挥。
综观全书，当然应首先衡量其译文，看其对原意的理解和表达程度如何。大体说来，其可取之特点为：
（一） 译术庄重严肃，语句文白相间，简明畅达，可雅俗共享。
（二） 译文中不乏行文流畅，既紧随原经，扣准字句，又对应表述之片断。
如第83章《母团非非（称量不公）》第1－3节揭露损人利己的奸商在度量衡上捣鬼，其译文为：
悲哉！好占便宜的人啊！
他们若是买人家东西的时候，
必求足其量。
他们若量与人，或称与人的时候，
必设法减少！
基本保持原句构造，畅达明快，通俗易懂。
(三)某些译句，在细微处很重视原经措词与表达口吻，自有其独到之处。
如第81章《台克威尔（折起）》第15－16节，马坚译文为：“我誓以运行的众星——没落的行星”，略去否定词，不予直译。而刘锦标译为：“我无需乎以隐而不显的各星辰为誓”，有意兼顾字面上的辞藻，而又不失原旨，与诸译家表述语气不同，实质则一，确有“异曲同工”之效，没有“孰是孰非”之别。从细微处看，刘译推敲细致，自成特色。 [Page]
（四）纵横通览，也存在瑕瑜互见、巧拙不均的译句。特别是套用译者平素研究的“易理中正论”之术语，更觉失宜欠妥。在译本“附传”中，贯串易理方面的名词术语乃至论证方法，比比皆是，但作为传释，纯属译者个人的理解、体会，不宜挑剔；用之于译文表达经义，却不可不慎。
但此译本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其《附传》中出现了大量与《古兰经》文毫不相干的东西，主要有：
（一） 将个人牢骚、情绪发泄于传释中。
（二） 更有甚者，是假借附传之名，散布与经文毫不相干或背道而驰的言论，客观效果极恶劣。
如第61章《算府（战列）》第1——4节的附传中宣扬:“当战争时，勇敢固属可嘉，然国人希望得为教牺牲之高品，古今均有不顾全局之利害，冒然妄言妄行之徒，明知作不到，必要作，终至于全体失败······”；又说：“人能因其所遇而安之，安而能按序前进，乃真得道者也”（790－791页）。鼓吹对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要“国人”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在第16章第14节后，还列了一段借题发挥的对话：“友人有主张救世，解决人类之痛苦者。余曰：未能救已，焉能救人？自己的痛苦，尚不知何法解决，庸谈解救人乎？”（792－793页）联系当时现状与形势，更觉其露骨地散布苟且偷生，甘当奴才顺民，何必济世救人？顽敌当前，只能束手待毙。这与《古兰经》提倡为真理、为正义、为主道而英勇搏斗，不惜牺牲的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
综上所引，可知刘译本所附传释，塞进许多投敌叛国的货色，是译本之糟粕所在。也许，这正是人们多对此译本避而不谈的主要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