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松
《古兰经大义》是我国第五位译者翻译的第七种汉文通译本，译者是伊斯兰经师、掌教阿訇杨敬修。1947年8月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刊行问世。译本以古雅而崭新的面貌，严格直译而独具特色的风格，引人瞩目。
杨敬修（1870－1952年），字仲明，号秀真，经名萨里哈，以资质聪惠且考中秀才，而被称为“杨才子”。清同治九年生于河北盐山（今黄骅县）东段儿庄，幼年时随祖父母逃荒至天津下新城镇落户。曾进清真寺当“海里凡”，勤习阿拉伯文、波斯文，投奔名师李正光。李氏曾读过友人“藏书千数百函”，杨受其影响，重视汉文化学习，亦博览群书，嗜书成癖，根柢很好，并著书立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成第一部论著《四教要括》，这时，他还未满“而立之年”。
以后，曾在河北省三河县霍各庄、丰润县林南仓济开平等地人阿訇。1909年携家眷迁移北京，定居花市大街。他曾发起筹办“京师清真寺教育总会”，因受保守势力反对而未能如愿以偿。辛亥革命以后，曾应马福祥之邀请赴绥远讲学，应马君图之约去山西任教，又去上海、南京与热心得教内贤达讨论宗教文化事宜。 1927年，与时子周、王静斋等名流筹划在天津兴办中阿大学，因困难。阻力较多，终未成功。但他并没有悲观失望，立志以宣传伊斯兰文化为己任，手不停挥地从事译著工作，晚年致力于《古兰经》之通译。1948年底，不甚摔伤臀部，卧床不起，1952年病逝于北京。
杨敬修经历了前清同治、光绪、宣统、及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阶段，迎来了新中国得解放。作为一个经书并重、学贯中西的“尔林”，于经堂教育 “传道、授业、解惑”之余，埋头撰述，坚持笔耕，一贯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主张积极进取，反对报残守缺，给后人留下不少宝贵的遗产。其主要译著有:
1.《四教要括》成书于1898年。【按：四教，分别指儒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2.《中阿初婚》1911年编译出版，内容是讲阿拉伯文法。
3.《教心经注》译本（阿文原名为“尔哥一德”，Agyid,马坚译本名为《教典诠释》）1924年初版，是认主学方面德著作。
4.《昭元密决》译本（波斯文原名为“艾慎尔帖.来麦尔提”，有破衲痴汉译木刻本问世）系哲学著作，未刊，现存局部译稿。
以上两书，都是经堂教育中规定的必修教材。
5．《亥帖译音》和《亥帖注解》分别完成并出版于1916年和1921年。系《古兰经文选》，数百年来在我国穆斯林内部流通的一种《古兰经》节录本。
《古兰经大义》初版，平装32开铅印竖排本，分装为上、中、下三册，按卷次、章首顺序排列，连排而未留空白页，卷次划分仅在每卷起始处作符号标注，卷首有《例言》六则，卷末附勘误表，全书无序、跋。正文用四号楷体字检排，每页11行，每行28字，总计约14万字。译文体裁为文言体，加新式标点。此译本虽印数有限，流传不广，亦未再版，但其特点显著，常能听到阿訇们啧啧赞叹。主要因为：
(一)译文典雅凝炼，给人以古朴、庄重、严肃之感。
译者身为虔诚的穆斯林学者，又是肩负掌教重任的经师，对《古兰经》有深厚感情。特别是一贯重视汉文修养，成长于思想活跃、文化气氛浓郁的天津市，耳濡目染，视野辽阔，又有名师指点，自然有别于一般迂腐寒儒或报残守缺之士。由于阿、波、汉文造诣较深，又有多年译著实践的丰富经验，晚年从事通译，可谓得心应手。
他选用古汉语译述，文字古朴古雅，古色古香。试举常诵得开篇首章《发提哈》为例：
以普慈特慈主称
颂维真宰：养诸世界，普慈、特慈，掌报日者。
唯尔仰拜，唯尔觅援。
祈导我直度。
夫人之度，尔恩在彼，非所怒诸，亦非迷者。
译句以四言为主，仅有一句是五言，近似《诗经》的“雅”、“颂”体。由于此章被视为《古兰经》之总纲，是“认主独一”的立论基础，在穆斯林宗教礼仪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举凡礼拜、祈祷、集会、喜庆、悼亡等仪式中，均反复恭诵，是必读的、首要的一章，因此，译者有意识地将它译成这种严谨庄重的句式。于此之外的所有章节，都用散句表述，并不追求句法和字数的整齐，例如第二章《摆格赖》（即《黄牛》章）第255节译文为：
安拉乎：无主，唯之;永活，大立；不制之；盹与睡。为有所诸天，与所在地。谁兹夫求情其前？唯以其允。知彼前，与彼后者。该不围其知之些物，唯所欲。其库雷西，容诸天、地；其监不疲之。其高尊者。
这是穆斯林群众熟知并能琅琅背诵的一节，被称为“阿耶.库雷西”。海内外书法家、艺术家，常将它抄写、织绣、雕刻或彩印成极精致的《古兰经》语录牌，悬墙挂壁以供读诵，是一节描述安拉权力无上的经文。熟悉理解阿拉伯原文的读者，肯定会赞赏译句之简练准确、朴实无华而忠实于原文，遣词构句从语法角度和词序看也接近、吻合阿拉伯文。
译者曾在《例言》中说：“作文最重贴切，译文何莫不然。故对中阿字句，彻底搜求，必使二者意义，吻合无间而后已。一或牵强，或迁就，必失本来，而多所遗憾。”可见其采用文言体，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的选择，有助于使古汉语和阿语巧妙沟通。
（二）字斟句酌，忠实直译，从句型结构到词序排列，推敲细微，尤为独到。
通晓阿文原经又具备阅读古汉语能力者，阅读杨译本，甚至可借汉译而原文语句构造，或凭借译文复述出原句，因为译文已尽力将阿、汉两种文句的词序排列趋于一致。就大多数译句而言，珠联璧合的译句随处可见，绝非夸张过誉。如能选择常诵习闻的若干章节赏析，就不难想象译者之苦心及水平。据参与译述并为之作记录的马淳夷先生回忆，当年杨氏译经，“原文某字应译成中文某字，成竹在胸，口头烂熟，所以一打开经本，便不费思索，而出口成章地翻译出来了”。可见译者从字词到句法早有成套的布局。白寿彝教授也肯定杨译本“是采用严格的直译方法，是经过字斟句酌的成品”，并希望它能“有再版的机会”。
（三）严格直译之外，重视原文语势、风貌、神采，具有艺术魅力，而又力避堆砌华丽辞藻。
译者曾在《例言》中声明：“译文深不至晦，浅不嫌陋，斟酌损益，俾显明中犹存简古气色。非敢曰雅俗共赏，盖欲普通特别两获裨益，方合经旨。亦即译者心愿，识者察之。”
总览全译，“深不至晦，浅不嫌陋”，文采斐然的佳句颇多。如第82章《阴非土哇雷》第1－9节，描述末日届临景象及背离者被责问为何忘恩负义之情景，原文首先连用四个排比句式，音调铿锵，节奏鲜明，气势磅礴，而后，列举造物主的恩惠，质问某些人何以背道而驰？杨译本文字简短、明快，遒劲有力：
时，天裂矣！时，诸辰散矣！时，诸海灌矣！时，诸墓翻矣！身知前与后者。孰乎人哪！何欺尔，以养尔仁主？夫造尔而庄，而均；在所要孰形配尔。毋！抑尔诬报。
仅70字左右，语势神采，跃然纸上。不防再举若干译句，与读者共赏之：
伤哉！夫不公者。量在人时；求卒。量彼，或称时：该折。此等不猜彼实被苏为巨日耶？（83：1－5）
这是《古兰经》中对某些奸商的批判。这些人买进时强取多捞，卖出时缺斤少两，总是亏损别人，私吞肥已。警告这些人必须考虑复苏日将被彻底清算，译句简练，紧扣原文。
总之，杨译始终坚持严格直译，不加雕凿修饰，使之在“显明中犹存简古气色”。这是他译经所坚持的观点和准则，从而突出了区别其他译本之显著特征。
如果说，像《古兰经大义》这样译述严格认真的佳译对某些读者说来仍不免感到生疏费解的话，除对阿语原经不太熟悉外，主要原因似乎是：
（一）仅有直译白文，缺乏必要注释；
（二）大量专门术语，只作音译，不作意译。
不熟悉经堂语的读者，很难看懂。例如在最短的、仅含3节的第108章《考赛雷》中，每一节都夹杂运用了音译的词汇术语，全章译文为：
我实予尔“考赛雷”！
则须为尔养主祀！作“奈哈雷”！
酬尔者：实即“艾卜太雷”。
不仅教外人读了会莫名其妙，即便是多少懂得若干宗教术语或特殊外来词汇的穆斯林群众，也可能茫然困惑，望文兴叹。
（三）使用了不够普及化、大众化的经堂语，能理解者寥寥无几。
（四）个别措词、短语，或过于简略，或语气艰涩，或难揣原意，表达效果为之削弱。
如第24章《弩雷》第30、31节中分别告诫穆斯林男女必须注重文明仪表，要“遮蔽下身”或“保持贞洁贞操”，习惯上称为“遮盖羞体”（“羞体”，是按经训规定不该裸露的部分肌体）。杨译本两处均译为“监其私”，简练有余，含义不明。
以上杂陈数例，绝非吹毛求疪。看来，主要关键在于缺乏必要的简注。译者晚年卧床养伤，精力不足，来不及修润阐释，不宜苛求。
总体上看，《古兰经大义》以其典雅、凝重，以其扣紧原文、兼顾字面、严格直译著称，也确实博得经书两通的“尔林”、学者的称赞，不失为“高档次” 译作，在诸译中有其独特风貌，自有其应占的席位和传诵价值。一般读者虽偶有“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感叹，但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和之者众”的普及性译本固然为大众所需求，可也不能排除高层次的译作，供经学根底扎实的研究者品味鉴赏。好在《古兰经》通译本很多，可供情趣不同、口胃各异的读者自行选择，或相互参照。杨译本将作为高档次的独特产品，在译经史上闪耀其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