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自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至明代的近10个世纪中，《古兰经》既没有阿拉伯文印本，也没有汉语译本，只是手抄经文予以流传。其因有二：一、尚未出现兼通阿拉伯文和汉文学者从事译经工作。二、《古兰经》系阿拉伯文“降示”的经典，用其它文字译经难以表达经文的真谛奥义，故怕失去伊玛尼（信仰）不敢译经。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通汉语的广大穆斯林迫切要求以汉文讲经、解经，了解经义。后清真寺经堂教育兴起，由经师用经堂语解其大义，口传心受。同时一些兼通阿文的经师和学者开始了译经的尝试。从17世纪至今，中国的译经活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抽译（编译）、选译、通译合全译4种类型。
（1）抽译。约在17世纪初至18世纪前半叶，清初一些兼通中阿文的穆斯林学者，在其汉文译著中，因探本溯源、引经据典之需要而引述《古兰经》中的有关章节，曾抽译过经中的片断文字，如王岱舆所撰《正教真诠》，自称“其中道理悉本尊经”，马注所撰《清真指南》中，称他“纂辑真经，抽译切要”。刘智所撰《天方典礼》及《天方至圣实录》等译者中，偶或引用《古兰经》中的局部内容，出现过片断汉译文字。其中第1和第112两个较短的章，仅寥寥数语，其余摘译文字更短。译述者均持慎重态度，多认为天经奥义神妙，不敢冒然揣译，唯恐“涉伪词以背主”，仅限于意译或转述。因此，抽译段落极少。
（2）选译。约在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穆斯林中广泛流传一种《古兰经》阿文选本，名为《海特姆·古拉尼》（简称《亥听》或《十八个苏赖》等），主要是选辑了《古兰经》首章，第2、3、9、各长章的若干节，第36、68两个篇幅中等的章，以及第86、87、93、94、97、99、102、103和105~114等18个短章（共涉及24章），作为精读常诵的选本。以此为蓝本的汉译本可分为两类：一是音译本，使不懂阿拉伯文的穆斯林读者据汉字注音拼读，如1882年刻本《汉字赫听》，稍后又有《赫听真经》；另一类是译注本，除对音外，附有经堂语之译文与注释，如1866年出现的《经汉注解赫听》。20世纪以来，属于此类选译本的由马魁麟、杨德源、马联元、杨敬修、李廷相等人的《宝命真经》、《天经译解》、《古兰经选》等。上述选译本，起初多半是用经堂语翻译，有的则在汉语词汇中夹有阿拉伯文译音的词汇，对以后的译经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3）通译。19世纪末叶，马复初开始按《古兰经》卷次试行通译，据传已完成20卷，原稿毁于火灾，幸存者是前5卷，已付印问世，名为《宝命真经直解》。20世纪以来，通译尝试者也由局部译本问世，如上海《回教学会月刊》发表过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用文原文翻译的《古兰经》3卷，张秉？译出版过前两卷韵译本。此外，由李宗庆口述、成达师范师生笔录的经堂语译本虽未正式出版，但原稿受到珍藏，并有附印本被保存。以上通译本，广大读者虽未见到全貌，但已表明通译全经的工作早已开始。为适应穆斯林需求，通译本已成为译经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4）全译。从20世纪20年代至80 年代的60多年间，《古兰经》的全译本陆续刊刻出版，包括下列9位译者的11种全译本问世。有李铁铮的《可兰经》，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甲、乙、丙3种译本，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杨敬修的《古兰经大义》，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马坚的《古兰经》，林松的《古兰经韵译》，仝道章的《古兰经》等。上述译者中，李铁铮和姬觉弥是汉族人，主要依据日文、英文译本转移，约请了穆斯林学者参与核校；其余都是回族穆斯林。除李铁铮、姬觉弥和杨敬修3种译本外，其余诸家译本均有注释。马坚原译本前8卷有注解，因全部注释尚未完成，译者去世，为保持体例协调，全译本未附注释，现有伊斯兰世界联盟印行的阿文、汉文合刊本。这些全译本，或用凝练雅典的文原体，或用通俗畅达的白话文，或用寺院教学的经堂语，或用顺口悦耳的押韵体，各具风格，供广大读者自行择取或参照阅读。《古兰经》选译本和全译本以多样化的译笔问世，受到通用汉语的各民族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也标志着译经活动在学术上有可喜的进展。
摘自《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