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点击: 来源:  上载日期:2008年11月28日9:59  【字体 发送给好友 在线投稿
        --- 2002年11月11日(伊历1423年斋月)讲座稿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林   松
尊敬的穆斯林弟兄姐妹:
    “赛俩姆·阿来衣库目!”
尊贵的“莱麦丹”月已进入第六天,谨致以斋月的问候。 
 
今年斋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伊朗驻华大使馆在北京第一次联合举办《古兰经》文化艺术展,并开辟有关的专题讲座。我应邀承担了以《〈古兰经〉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为题的义务。由于准备时间仓促,特别是水平有限,冒昧开讲,错漏必多,请批评指正。
 
《古兰经》的翻译,在全世界已经拥有成百上千的译本,包括七、八十个大中小语种。几乎凡有穆斯林聚居的国家或地区,只要有伊斯兰社团,有清真寺建筑,就会有用该地区通用的语文翻译的《古兰经》。有些大语种,如英语、法语,近、现代相继出现的以及当代争相竞译的版本很多,从十几种到几十种,而且,仍有新译本频频问世的趋向。
 
    限于时间和能力,我不准备把话题扯得太远,只侧重谈一谈我国翻译《古兰经》的概况,特别是谈汉文译本的若干特色。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很早就传入我国,早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遣使朝贡”,被多数史学家认为是第一批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人前来我国,建议以这一年为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起点。这一年,距穆圣奉命在阿拉伯半岛传教,才40来年;离穆圣归真也只有19年。屈指一算,至今已有1356年。1300多年来,伊斯兰教在这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广泛传播,我们从唐、宋朝文献资料中,能够寻找到不少有关伊斯兰教的记载或介绍。然而,《古兰经》的翻译,却起步很晚。尽管伊斯兰教在我国十个民族中有很大发展,而今已拥有穆斯林二千万人。但回顾历程,在千百年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古兰经》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口传面授,阿訇讲解、群众聆听的方式进行,宣传条件简陋,宣讲范围有限。用文字翻译,虽然是广大穆斯林的迫切需要,却迟迟不能实现。明末清初,有些精通阿拉伯文和修养很高的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等,都有极其丰富的译著,但他们也不敢把翻译《古兰经》的计划列入议程。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态度特别严肃、认真、谨慎、虔诚,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是最有权威的最高经典,惟恐曲解误译,走样失真,表达不了原文的微言妙意,自己承担不了误己、误人的重任。因此。在他们的著述中,偶尔出现几句用汉语转述《古兰经》大意的引文,译者也会感到诚惶诚恐。看来,穆斯林学者认真严肃、小心谨慎的态度,是《古兰经》全译本推迟到20 世纪才陆续问世的主要原因。从1927年开始,才有《古兰经》汉文全译本的出现,迄今还不到80年。即便如此,也是非穆斯林文人在试探摸索,勇开先河,才打开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翻译的局面。
 
    回顾《古兰经》在我国翻译的历程,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要概况是:
    (1)摘译阶段。即零零星星的片段摘译,出现在17~18世纪(明末清初)几位译著丰富的穆斯林学者如刘智、王岱舆、马注等的著述中,其中最长的译文是刘智在《天方至圣实录》中翻译的      (《开端》)章:
   
     世赞归主,化育万物,普慈独慈,执掌公期。
     吾唯拜主,唯主求助,导吾正路!
     是夫人路,主福之者,非祸之者,亦非迷路。
 
译文仿效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体裁:四言体,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庄重严肃,音节铿锵,节奏和谐,很有特色。可惜象刘智这样的大师,没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古兰经》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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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译阶段。即若干中、短章和局部长章片段的选译,主要是根据在我国流传已数百年之久的一个被称为“海特姆·古拉尼”的《古兰经》选本翻译,民间习惯称之为“孩提(或“亥听”)”,又称“18个索来”(实际上有大亥听、小亥听两种选本,都不止18章)。其中最早的汉文译本出现于19世纪末叶,即清光绪25年(1899年)在昆明出版的马联元译本,以后,译本连续不断,直到目前还有新译本流传。在全国,这个选本的阿、汉文对照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以至注音本有几十种,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能朗读或背诵的穆斯林大有人在,他们常在宗教礼仪中“圆经”时集体轮流恭诵。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汉文本,反映了穆斯林群众在不可能学习全部《古兰经》的情况下,对选本的需要更加迫切。
 
(3)通译阶段。即自始至终、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地翻译全部《古兰经》。穆斯林对通译的探索,大约在19世纪中叶,清代穆斯林著名学者马德新(1794~1879)及其得意门生马安礼曾经发愿举意,要翻译全部《古兰经》,并且已实际动笔尝试。据说已经按照顺序译成20卷(即全经的2/3),但保存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题为《宝命真经直解》。遗稿在马德新归真后将近50年,才在上海刊印了少量样本,目前已不容易搜集到。至于全文通译本,迟至20世纪才接二连三问世,从1927年到1996年约70年间,包括港、台和海外,共有14个汉文通译本出版,还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全译本问世。跨入21世纪,又有新的译本陆续问世,按先后出版次序是:
 
  译者姓名 出版年代 出版发行处版本
甲.汉文全译本
1.                          1927      北平中华印刷厂铅印本
2.        姬觉弥         1931      上海广仓学窘线装本
3.        王文清         1932      北平中国回教俱进会铅印本
4.        王静斋         1942      宁夏石印线装本
5.. 可兰经汉译附传       刘锦标         1943      北平新民印刷局铅印本
6.        王静斋         1946      上海永祥印书馆铅印本
7.        杨仲明         1947      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铅印本
8. 古兰经国语译解       时子周         1958      台北中华学术院回教研究所铅印本
9.                          198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10                  1988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阿汉对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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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照详注古兰经       仝道章         1989      南京译林出版社铅印本
12                周仲羲         1990      新加坡佳艺彩印公司铅印本
13               马振武         1995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影印本
14 清真溪流古兰经新译  沈遐淮         1996      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铅印本    
 
乙.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维吾尔文《古兰经》译本买买提赛来      1986年      北京民族出版社 阿维对照本
哈萨克文《古兰经》译本哈再孜、马哈什 1990年      北京民族出版社 阿哈对照本
 
浓郁的“正宗”经堂语。长期习惯于听阿訇按照传统方式和特殊语言讲经的朵斯提乡老,会感到津津有味,倍加亲切。此外,译本中还使用了经堂教学中发明创造的一种汉语拼音符号“小儿锦”(借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母拼写汉语),记录并保存了眼看逐渐消失、迟早可能废弃的宝贵资料,很有历史文献价值,值得永久珍藏。
 
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参照尤素福·阿里的英文译本翻译,其译文与王静斋的“丙种本”大同小异,但其释文却大不相同。释文达2117条,内容主要采自他认为“注释精辟、领域最多”的英译本,确实很丰富,有不少材料吸取了现代以至当代结合现实、研究经文的新成果。
 
美籍华裔仝道章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释本》,是在新加坡遭遇冤狱的年代,在牢房中着手翻译的,以穆·马·毕克滔氏英译本为蓝本。译文语言朴实,畅达明快,遣词造句,琅琅上口,每章有开篇提示,长章有段落提要。译本后附录的《古兰经引得及其注释》,是一份呕心沥血编成的详细索引,近8.3千行,约19万字,条分缕析,独具匠心,自有特色,查阅方便,一目了然,读者可以节省大量繁琐查资料的功夫。
 
林松的《古兰经韵译》,以带韵脚的散文体试译,读者有音韵铿锵、顺口悦耳、好记易懂的反映,能激发年轻人阅读的兴趣。
 
    有一些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或特殊境遇中活动的社会人士,他们翻译的《古兰经》,固然有其可取的、自身的、文笔流畅的特点,但如前所述,总会存在一些未见得与经文原意相符的情况。问题不一定表现在译文上,而是更多地暴露于注释中。态度端正严肃、阅读仔细用心、感觉灵敏迅速的一些穆斯林,多有强烈反映或反感。例如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是1943年在日寇占领是下的北平出版的,他当时在敌伪统治下担任伪职,国难当头,严重失足,甘当奴才,在其译文的“附传”中,就夹杂着糟粕,散发他的个人牢骚与情绪,为其苟且偷安、媚敌求荣辩护,甚至为帝国主义企图搞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与《古兰经》分清敌友、爱憎鲜明、抵抗侵略的教诲背道而驰。又如周仲羲的译本在译文、编排方面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在释文中却不时宣扬了阿哈默底亚观点,特别是在注解第33章《联军》(    40节时,释文第1935条居然否认穆圣是最后一位先知,鼓吹继穆罕默德之后还会有先知,因而遭到穆斯林的抵制。再如沈遐淮在台湾出版的译本题为《清真溪流》,竟然将他自己乱七八糟的文章同尊贵神圣的《古兰经》并列,与译文装订成一本书。他的文章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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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了敌视大陆的反动言论,借出版《古兰经》之机,放肆发泄,已经受到海峡两岸穆斯林舆论的谴责。
 
以上事例表明,虔诚的穆斯林学者翻译和宣传《古兰经》,必须首先参悟经文本身内涵的真谛,必须认真严肃地、不含任何偏见地领会《古兰经》的精髓,必须虚心倾听并接受穆斯林群众的正确批评,不断学习钻研,反复修改译文的错误、漏洞与不足,决不能掉以轻心,自以为是。
 
汉语,是全世界人口使用最多的大语种,宏观上看,全球普遍流行的、到处通用的似乎是英语,但确实不可忽略有13亿中国公民和众多的海外侨胞、华裔都在使用汉语。因此,把《古兰经》翻译成汉译本,不仅仅是为上千万的各族穆斯林服务,实际上也是把这部阿拉伯文尊贵的天经,推荐与传送给有十几亿人口能读懂它的国度。从这个角度看,《古兰经》的翻译,下笔落墨,更应该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对于任何语种翻译的《古兰经》,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多么高明出众的译本,都不能取代阿拉伯文原来的经典,都不能与原经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它们只是译者个人学习《古兰经》的心得体会,谁也不敢狂妄地认为自己的或他人的某部译本尽善尽美。因此,当我们听到对任何名家的译本有意见时,是正常现象,并不奇怪,而且,也不是对整个译本的否定或贬低。
 
    我们现在已有十几种汉、维、哈3种文字的《古兰经》译本,值得欣慰,但对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特别是与西方国家和大语种地区出版《古兰经》的数量相对而言,十几种译本不算太多。据我所知,目前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新译本的翻译,有的已经送到出版社、印刷厂,有的正陆续在期刊上连载,还有些穆斯林青年留学生也在国外努力翻译,这是令人鼓舞的信息。我们期待着、企盼着有数量更多、特别是质量更高的、尽可能吸取现、当代《古兰经》研究成果的新译本问世。使我们翻译《古兰经》的水平、质量,迈上更高的台阶,与飞速发展中的祖国前进的步伐相适应,作出中国穆斯林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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