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诞百年，史垂千秋
———纪念马坚教授百年诞辰感怀
岁月悠悠，思绪滚滚，情意绵绵。转瞬间，永别凡尘 28 载的恩师马坚教授已届百年诞辰。伏案默念，回顾往事，恩师的身影，从西装革履、留学还乡的青年，到风度翩翩、雄姿英发的新郎；从白天穿着整洁长衫、授业解惑的老师，到夜晚换上对襟便服，在黯淡的菜油灯下辛勤笔耕的学者；从北京大学恭聘、开基创业、培育精英的教授，到参与国事、肩负重任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从老骥伏枥、视力微弱、步履维艰，依然谈笑风生的乐观性格，到鞠躬尽瘁、出人意外、不无遗憾地突然长逝在经书堆满四壁的住宅中……这些镜头，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盘旋、迂回。
关于恩师的生平与传记，李振中先生在《学者的追求》中有详尽描述，恩师“桃李遍天下、译著传中外、声誉达五洲”的成就，有关报刊已发表过连篇累牍的文章，这里，我只想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些侧面，追忆读者鲜闻寡知的一些小事，以想见恩师严谨治学、轻松授课、为人处世、诙谐情趣与人格魅力。
马坚教授与我是同乡，都出生于沙甸，两家住宅相距仅数百米，祖祖辈辈是世交，我祖父林石卿与恩师的父亲马忠洁，是同一年到麦加朝觐的哈吉，父亲林兴华和三叔林兴智与恩师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在埃及开罗的留学生，而我，又是马先生留学归国后的第一批耳提面命的学生之一，与他的儿子和全家从小就有密切来往。但马先生去埃及那一年（ 1931 ），我还不满周岁；到我们有幸聆听恩师教诲时，已是抗日战争激烈的 1942 年。从那时起，就持续不断、自始至终保持着联系，产生越来越深厚、密切的师生情谊。
往事的记忆把我带回孩提时代。当时，我们正在白亮诚（孟愚、耀明、莲父， 1893 ～ 1965 ）先生创办的以“养正”命名的新型中阿学校就读，这所学校与往昔的经堂教育大不相同，充满改革进取的生机，特别是高级班，阿拉伯语言课程虽然占相当比重，但它并不局限于攻读宗教经典。马先生起先就给我们讲授这门课程，直接采用当时埃及教育部审定的阿文教科书和配套的语法课本。事隔 60 年，课堂上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得恩师每次进入教室，在全体起立敬道“色兰”之后，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就等于点名簿，扫射一通，便能准确地发现是否全勤？有谁缺席？接着就检查复习和预习情况。他善于察言观色，从学生的面部表情判断虚实。每有所问，你能熟练回答的问题，他偏偏不问你；如果你没有把握、有点心慌意乱，他恰恰“逮个正着”。但他绝不刁难学生，总是用褒贬得体的评语，化解尴尬的氛围，反映老师对学生的尊重，促使你不敢再疏忽懈怠。好在这紧张的提问只有几分钟，就转入讲授新课，使你感到十分轻松，因为听他讲课，诙谐的语言，幽默的风趣，并非离题的旁征博引，使你全神贯注，感到津津有味，决不会打瞌睡、伸懒腰。他的教学方法极其灵活，不时穿插着充满风趣的笑料，没有丝毫呆板拗口的老一套模式，像开明书店出版林语堂先生编辑的英文自学讲义那样具有吸引力。上马先生的每一节课，总是觉得时间特别快，简直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对于枯燥的语法，恩师更是循循善诱，力求讲课生动活泼，不要求死背硬记，给我们分析动词时态变化、名词单数复数、虚词的搭配连接，从词组、长短句子中掌握规律，要求我们熟悉类型不同的句式结构，并强调学习外文之所以要学语法，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它独特的表达方式与法则，才不会闹笑话、说洋话，他还举例告诉我们，有个学习中文的“老外”被狗咬伤，用中国话指着伤口说：“狗，在我的腿上，吃饭”！你要学不好语法，就会闹这样的笑话。逗得我们捧腹大笑，也增添了学语法的信心和兴趣。
往事的记忆使我想起恩师看似平凡的许多美德。他是一向爱管“闲事”的热心人，细心人，例如在离家乡沙甸约 3 华里的鸡街镇，历来是周边村寨、山庄居民物资交流的农贸市场，每 12 天内按生肖轮流，逢鸡日、龙日有两次当地称之为“赶街”的集会。“赶街”的农民，肩挑重担，背负商品，穿过河流、小桥、稻田、龙王庙等弯弯曲曲的小道，才能到达农贸中心。当地多雨，碰上阴天，泥泞路滑，易栽跟头，摔倒者或商品损害，或腰腿扭伤，甚至成为失去劳动力的残废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马先生，眼看这种状况多年来毫无改变，觉得痛心，个人出资又无能为力，便邀请地方上的某富豪到家午餐，席间闲聊时，自然地把话题引向修桥补路的倡议。不久以后，当人们在瓢泼大雨中不再提心吊胆地稳步行走而对出资者赞不绝口时，谁也不知道马先生是台后的发起人。又如1944年恩师带领我们高级班学生转移昆明郊区新校址赵西村，每个主麻日要步行十几华里到呈贡县清真寺礼拜。第一次到该寺，马先生就敏锐地发现该寺所藏的一部木刻《古兰经》，是杜文秀时代刻印本，也是全国第一部刻印本——早已绝版、板片荡然无存的珍本，当即征得该寺马光明阿訇同意，建议云南省回教协会用一部全新的田家培师台木刻本交换。可见恩师对抢救和保护历史文物的浓郁情怀。再如恩师刚到北京初期，去动物园参观，观赏了园中的珍禽异兽，便提出为普通群众着想的宝贵意见，说：“园中展览世界各国的稀罕动物，使观众扩大视野，一饱眼福，很好！但忽略了国内广大群众的需要，建议增加两种最普通的家畜——骆驼和水牛，因为不曾远游的北方人没见过水牛；没出过门的南方人看不到骆驼”。就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全国五亿人口流动幅度极小，绝大多数老百姓确实只能从图画上辨识这两种毫不稀罕的动物。如果马先生心目中不装着亿万群众，怎能提出这样不起眼儿的“小”建议？怎能这样婆婆妈妈地“管闲事”？解放初期他当上政协委员，所提出的建议中就有：在云南边疆，有一条狭窄的“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与当地国计民生、城乡交流有密切联系，由于铁轨太窄，车厢太小，对经济发展和来往乘客都有不利因素，这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希望人民政府进行改造，使铁轨宽度、车厢规模标准化，能与全国铁路接轨。可见恩师寓居国都，心里还是装着家乡的人民。这岂止是“管闲事”，而是在“管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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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记忆总使我忘不了恩师心直口快、坦率乐观、诙谐幽默的性格。且不说恩师明察秋毫，侃侃健谈，记忆力惊人，经常给我们讲许多历史掌故，各地逸闻、名人趣话、身边琐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使我们增长了丰富知识，也领略了恩师引人入胜的语言风格。这方面，凡是师从过或接触过马先生的人，肯定有突出印象，毋庸絮叨。记得他讲过地方上一位骁勇善战、指挥熟练、敌人闻风丧胆的著名武官，虽然“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却喜欢炫耀一下自己的聪颖机智，不免弄巧成拙出笑话，比如他曾经向人洋洋得意地宣布他自己“屡试不爽”的“新发现”说：“你们相信不相信，每当星期五就是‘主麻’日”！逗得人们忍俊不禁。对这条“新定律”，马先生还用原汁原味的正宗土话模仿说：“你们格信？叮工星期五呢着主麻！”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再现了那位武官的神态表情。
1947年，我在云南准备创办回民少年刊物，名为《弟妹们》。翌年出版的创刊号，登载了当时回族四大教授马坚、白寿彝、纳忠和马宗融先生的特约稿。记得马先生当年正忙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的建设，最初给我投寄的是一篇发表过的文章，我在致谢信中说，就怕读者有“明日黄花”之感，想不到半月后恩师又投来专为《弟妹们》写的新稿，还在信中说，“那篇‘明日黄花’别用了，你看这篇算得上‘今日红花’吗？我很高兴你能办刊物，希望扎扎实实办，不要雷声大雨点小！”对学生如此关怀备至，全力支持，语重心长，使我感激涕零。
云南有句俗话：“不说不笑，不成世道”。马先生的趣闻不胜枚举，他很善于开玩笑，不管你是谁，包括外国人。一次，同埃及朋友聊天，彼此都认为对方的语言难学。事实上，阿文、中文，都是很丰富很复杂也最难学习的语种。在许多国家，亦多认为学习方块字的中文比学拼音的阿文难。但马坚教授却诙谐地对埃及人说，只要你留心比较，学中文比阿文容易得多。例如阿文动词“放凯（فك）”，中文的意思是“放开”，发音很接近；还有比阿文简单得多的实例，你们说的“土拉补（تراب）”，4个字母发3音，而我们称它为“土”，一个字就够，“拉补”都节省了，你说容易不容易？经马教授之口，把分明是“狡辩”、“抬杠”的玩笑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记得我们因躲避敌机轰炸而移居赵西村时，为我们做饭的“老六娘”（不论辈分，男女老少都这样称呼她）很宠爱她豢养的小猫。因为这只猫虽然可爱，但经常偷食，到处拉屎，有时还钻到我们的被窝里休息，很讨厌。有一次，趁老六娘休假，我们就把小猫关在小房间里，等她回来发现后，就絮絮叨叨批评我们，干活时总是嘟嘟囔囔，没完没了，说：“你们今天虐待小猫，等‘阿赫来特’（后世）的日子在考算场上，你们渴得要命，我怕你们连几滴猫口水都喝不上！”马先生听了微微一笑，说：“老六娘！我请问，到‘阿赫来特’的日子是得了哪样怪症候？别的东西都不想吃，就想喝猫口水？”把一直生气的老六娘逗得前仰后合，坐倒在院子里，人又胖，半天起不来，尽傻笑。显然，一肚子气愤已经烟消云散。马先生常强调开玩笑必须有分寸，不能故意“挑逗”伤害人，要注意“谑而不虐”，这四个字我是从恩师那里第一次听到的，几十年来很少有人使用这个词汇，但我始终牢记心间，仿佛音犹在耳。
长期相处，对马先生的幽默风趣，我们都习以为常，赞叹由衷。抗日战争后期，马坚和白寿彝先生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最初住昆明迤西公清真寺，后来迁居白果巷沙儒诚先生的大住宅，直到日寇投降、两位先生分别奔赴北京、南京任教为止。马坚和白寿彝先生始终保持深厚的兄弟情谊，也不断往来。但到晚年，虽同在北京，却逐渐衰老体弱，彼此访问的机会少了，只能不时通通电话，有事情就让我联系，因为我经常奔访于二位恩师之间。马坚先生比白寿彝先生大4岁，视力微弱，又有糖尿病，应该是白先生多主动看马先生，白先生也多次表示一定去看望，总是没有精力或抽不出时间，尽管互相间非常牵挂。有一天，大概是太思念故人吧？马教授对我说：“你替我转告白先生，他的‘心血’到底要等什么时候才能‘来潮’？我可等不及了”。我有点莫名其妙，原来，寿彝先生经常在电话中许愿说：“非常想念你，等多会儿‘心血来潮’一定去看你！”我转告时白先生哈哈大笑，心里很内疚。可见两位学者、恩师之间的深情和马先生的幽默。记得1972年，白先生原配夫人王慧萍师母归真，安葬日专派车子去北大接马坚教授，可能是交通阻塞的缘故，几个小时不见人影，后来马先生独自蹒跚吃力地摸索到达，与去迎接的司机交臂失之。那时还没有出租计程车还不太流行，必须乘公共电、汽车，幸亏当时白先生住在兴华街的陈垣教授故居，马、陈二位先生，由于研讨《回回历法》，多有来往，路线比较熟悉。就我所知，这是两位恩师之间生前最后的一次家庭私人来往，我手头留存的一张照片，也是两位恩师最后的一次合影。在这以前，寿彝先生“心血来潮”的愿望始终没来得及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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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作古后，我陪同过许多来自远远近近的师友去西北旺回民公墓游坟，陪同次数最多的还是白寿彝先生。当然，也因为白师母和我母亲的坟墓都在那里，相距很近。每次游坟，可以三家兼顾。
象厚道的云南穆斯林热情好客一样，几十年来，在马坚教授家里，这种传统很鲜明、突出。无论是早期住在城内东四十条，还是后来搬迁到西郊校园：在东大地，在燕南园，几度乔迁，家里经常宾客满座。来访者都知道恩师公务忙碌，时间宝贵，不忍打扰。但即便是对慕名而求教的陌生人，包括后生晚辈，他总是来者不拒，有客必留，真诚接待。我1951年到北京，第二天恩师就约我吃午饭。当时有几个云南青年也想一起去看望，因为人多，我有些为难；恩师却在电话中表示欢迎。结果去了6个人，先生很高兴，问长问短，了解家乡情况，一顿美餐过后，刚45岁的恩师，精力充沛，还兴致勃勃地带领我们坐电车去北海公园游览，介绍北京的历史地理概况。使我想起8年前他在课堂上讲过的小故事：在埃及某村，斋月里有个陌生客到清真寺礼“沙目”拜，有个当地老汉邀请客人到家吃开斋饭，拜后，老汉好一阵才找到那客人，被另外一家人请走了，两人争执不休，便拉拉扯扯到村长家求判决，村长弄清情况后说：“他是你先请的客人，又是他后请的客人，你们三人既然同时来到我家，就全是我的客人，不要争执了，咱们开饭吧！”马先生之热情好客，就体现了穆斯林的传统美德。
谈到恩师的为人、品格，我的感觉是：在家庭成员中，先生是老大，弟妹众多（光是弟弟，我认识并记得名字者，按次序就有：马廉、马宏、马敏、马毅、马谦、马融等等），他是以身作则、严格示范、艰苦奋斗的好兄长；在同窗战友中，不乏名流专家，他是勤奋钻研、成绩优秀、首屈一指、出类拔萃的好学长；在学生心目中，先生桃李遍天下，他是德高望重、诲人不倦、有口皆碑的好师长。
追随恩师多年，我的印象，非千言万语所能道尽。他各个阶段的身影，经常在我眼前浮动、徘徊。我觉得，在课堂上，他不是正襟危坐、板起面孔说教的老学究，而是循循善诱、灵活敏捷、谈笑自若的导师；抗战期间，他不是静坐书斋、埋头笔耕、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隐士，而是忧国忧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爱国主义者；在生活中，他体弱多病，尤其是糖尿病、白内障，波及双眼，视力微弱，他却坚韧乐观，为“久病成医”、增长医学知识而自豪。他没有时间去医务所打针，而是在书房里自己注射胰岛素。他从来没有摆过坐享清福、不管家务、吃现成饭的架势，而是随时随地可以卷起衣袖、围着锅灶、做饭炒菜的厨师。恩师还真有几手，当我们在昆明共同生活、一起搭伙的时候，他还亲自动手并教我们捂酱豆、淹酸菜（泡咸菜）；在北京，吃不到云南的炒“饵快（此字左偏旁为“食”字边，近似北方的水磨年糕）”，他年逾耳顺，还“发明创造”了以假乱真的替代品请云南老乡吃，即：把面粉揉成块儿，等发酵后蒸熟，冷却后再切成丝儿，加配调料炒熟，还真有吃“炒饵快（？）丝”的感觉，使我们感到誉满中外的伟大学者在平素生活中朴实真诚、平凡而又超凡、令人肃然起敬的魅力。
以上只顾絮叨琐事逸闻，倒忽略了马坚教授最主要的、毕生为之鞠躬尽瘁的
辉煌奉献。他，桃李遍地，著作等身，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但对他毕生呕心沥血的《古兰经》译本，应该大书特书，不避罗嗦。这是酝酿岁月最长、翻译质量很高、发行数量最大、社会影响极广的一部汉文全译本。想当初，20世纪30年代飘洋过海、留学北非的最高宗旨，首先就是为了译经；学成归国，他的老师哈德成把他从香港接到上海，也是为了译经；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他俩先后逃离沦陷区抵达沙甸，是为了继续译经；完成全经译文后，尽管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风云突变，环境恶化，他也一直惦记着译本的修润与注释；好容易熬到玉宇澄清，烟消雾散，年逾古稀，他所牵挂和重整旗鼓的，仍然是围绕《古兰经》这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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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全经译文初稿早在1945年以前就完成，我们几个学生不仅是当年的见证人，而且是译文的亲手誊抄者。记得开初，哈德成阿訇到沙甸，参与马坚先生和师母马存真的婚礼并作证婚人后几天，在上海启动的译经工程就恢复了。每天，马先生来给我们授课，然后，同哈德成阿訇、马元卿老师一起，把头天晚上的译稿摊开，讨论，争论，修改，定稿，日复一日，有时坐在我们宿舍小院葡萄架下的石桌子周围，有时在哈德成阿訇卧室的书桌边。共同审定的译文，就让我们每人誊抄一份，以便分散保存。可惜在翻译进程中，哈德成阿訇（1888～1943）和马元卿老师（1904～1944），在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归真，这对于马先生刺激特别大。我记得，三位老师探讨的译文才3卷，只有全经的十分之一。马先生在师友归真后，确实化悲痛为力量，以惊人的毅力加速翻译进程，大约个把星期、十来天，就译出一卷，每有新译，都交给我们誊抄。几个月就初译告成。这力量从何而来？可从他1945年在《清真铎报》发表的《悼念老友马元卿》一文中找到答案，有感于哈德成阿訇和马元卿老友相继不满一年就归真，他在悼念文章中悲痛地感叹说：“……我将继元卿而归主，毫无疑义，但相距若干年月，唯主能知。我每想起我们三个人在一处讨论古兰译文的情景，便发生无限的感慨。他们两都是‘偾（此字要去掉左偏旁）愿以殁’的，我的志愿，究竟能否完成呢？我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我只能拼命的干下去，一点不敢懈怠。中国伊斯兰教的盛衰兴亡，完全在真主的掌握中。”可见其心情之沉重、沉痛！可见其意志之坚强、顽强！听！“我只能拼命的干下去，一点不敢懈怠”！多庄严、多悲壮的心声和誓言啊！
屈指一算，马先生比英年早逝的老师和战友，相对而言，算是寿命较长了，又前仆后继地为祖国、为人民、为回回民族、为穆斯林群众，辛勤地比他俩多工作了三十四、五年，作出更辉煌的奉献，包括他61年前觉得“实在没有充分把握”完成的译经宏愿，也已经如愿以偿，广泛流传。使之姗姗来迟的原因，出自极左思潮的破坏与干扰，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十亿人民迎来社会主义艳阳天，光辉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出版马先生的《古兰经》译本才列入议事日程。
1978年春天，即马坚教授归真前半年，他被人搀扶着，抱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问题研讨会，类似的会议，虽然是“文革”后第一次，但却是恩师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由于健康关系，他不能坚持到底，需要早退。出席会议的周扬同志让出时间请马教授优先讲话，一向心直口快、敢说真话的马先生，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给人留下了这样精辟的句子：“……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有一句‘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就将其奉为金科玉律，而把宗教研究简单地等同为宗教批判，否则的话，就用不着深入地研究宗教了”。态度明朗，实话实说，发自肺腑，掷地有声！
值此纪念恩师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可以告慰您的是，您所担心“究竟能否完成”的翻译《古兰经》大业，包括汉文本、阿汉对照本，平装本、精装本，国内本、海外本，一版再版，到处引用，同您的其他琳琅满目的著作一起极受欢迎。只惜美中不足、令人遗憾的。是恩师没亲眼看到自己最重要的这项成果问世。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功在当代，利及千秋，恩师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今世享盛名，后世获善报。祈求安拉擢升您在天园的品位，阿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