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伊斯兰教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古兰经》已被译为数十种语文在五洲四海广泛流传，以适应不同国籍、民族、肤色、语言的广大穆斯林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现在，连较小的语种，也纷纷有译本问世。至于使用人数众多的大的语种，译本更是琳琅满目，百花齐放，从数种、十数种到数十种。例如法文译本，已达三十六种之多。
在我国，汉译《古兰经》的尝试，从清初开始，已受到重视。起初是摘译个别章节，如南京刘智（介廉）的著作中，已有零星译文出现。继而，有了全译而未完稿的计划，如云南马德新（复初）所译的《宝命真经直解》，仅有前五卷传世。以后，逐渐发展到大量选译辑录本，主要是以流通几百年之久的《亥听》为蓝本。从 1927年开始，六十多年来，已有不少全译本陆续刊梓，其中包括：
铁 铮：《古兰经》（1927年北平版）
姬觉弥：《汉译可兰经》（1931年上海版）
王文清（静斋）：《古兰经译解》
甲种本——（1932年北平版）
乙种本——（1942年宁夏石印本）
丙种本——（1946年上海版）
刘锦标：《可兰汉泽附传》（1943年北平版）
杨仲明：《古兰经大义》（1947年北平版）
时子周：《古兰经国语译解》（1958年台北版）
马 坚：《古兰经》（1981年北京版）
林 松：《古兰经韵译》（1988年北京版）
其中前两种译本，是汉族学者据日语或英语译本转译的，反映了伊斯兰文化的之被关心和重视。此后，穆斯林学者直接从阿拉伯原文翻译的本子才相继涌现。穆斯林译本之所以姗姗来迟，反被汉族译本抢先，主要是由于穆斯林学者态度过于慎重，总认为庄严高贵的《古兰经》，含义深奥奇妙，文辞优美，音调铿锵，是安拉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决非凡夫俗子所能表述言传，唯恐曲解误译，有失本经原旨，诚惶诚恐，跃跃欲试而又迟迟不敢贸然动手。眼看汉族文人已转译而不一定尽如人意，才抛开“因噎废食”的思想包袱，大胆探索尝试。
在穆斯林译本中，最勤快而反复译述的王静斋阿訇，先后奉献过三种版本，民间又不断将丙种本翻印，影响很大。时子周先生的译本，主要在台湾、香港和海外侨胞中流行。马坚教授的译本是印数最多、读者最广的新版本，常被报刊论著引用。
前述这些译本，有的用凝炼典雅的文言体，有的用通俗畅达的白话文，有的用寺院教学的经堂语，有的用顺口悦耳的押韵体。于正文之外，有的略带简注，有的详加解说，各具风格，各尽其妙，使身份不同、兴趣互异的广大读者能自行择取或参照阅读。借用马坚先生的话说，这些呈现多样化的译本，可谓“见仁见智，各有特点，也各有价值”。
现在，译林出版社又在印行另一种新的译本，译者是美国籍华裔穆斯林学者仝道章先生。承江苏省伊斯兰协会秘书长郑勉之先生给我寄来此译本第一、二两卷的清样，并征询意见。作为有幸先睹为快的读者，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初读样稿，觉得很有特色：
（1）采用阿汉文对照的形式编 排，便于学习核对。
看来，与原文对照，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必然趋向，势在必行。因为任何高明的译文都只能起辅助阅读的作用，不能跟原文媲美，也绝对取代不了诵读原经。本世纪八十年代新出版的汉译本，已经采用这种形式，如马坚先生译本和林松的韵译本，除汉文单行本外，均已大量印制了阿汉对照本。仝道章先生新的对照本，还特别将阿拉伯文按节次分行排列，更为显目，正像阿布杜拉·优素福·阿里先生（Abdullah Yusuf Ali ）译注的阿英对照本那样，为读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Page]
（2）译文通俗畅达，明快易懂。
即以所见头两卷而论，遣词造句，深入浅出，琅琅上口，没有诘屈聱牙之感。
（3）章名之后插入较详细的解释。
例如有类似“解题”的“释名”，把章名由来交代得一清二楚。此外，还有“释义”，将本章内容、特点、以至下降背景和影响加以阐释，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4）长章都有分段。
依照某些阿拉伯文版《古兰经》所标注的“鲁枯尔”（Rukua）划分段落，并扼要地逐一概括出段落大意或内容提要，有助于读者掌握各段重点和中心。
（5）夹杂着较多的注释，引述资料较为丰富。
但仍以原文为主体，注释为铺助，决不繁琐细碎，不喧宾夺主。我觉得把握住这个原则至关紧要。理解经文内涵，主要是领会思考原句的精神实质，必要的注释不可省略，但不宜使解释性的尾注比重太大，否则，将会分散精研正文的注意力。这一点，仝先生处理得很恰当、适宜。
因此，作为一个有翻译《古兰经》实际经历并饱尝此中甘苦的人，虽然仅泛泛拜读了道章先生译文的前两卷，但也可以说是“管中窥豹”，已见一斑。
我很赞佩这个新译本，并且为汉译《古兰经》又多一个香葩满枝的新品种而欢呼！
1989年9月12日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