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有关省市区以至全国,包括若干国家与地区,都在为迎接并庆祝七下西洋的伟大航海家郑和首航600周年(1405~2005)而紧张地投入准备。眼看2005年7月的纪念盛典正日益迫近,可以说议事日程已开始进入倒计时。
就我所知,全国性的大规模庆祝会正在筹备、策划,拍制电影、文献记录片的脚本已陆续审定、开机,编写或再版专著、文集、画册的进程正在抓紧。除首都北京外,江苏的南京、太仓,云南的昆明,福建的长乐、泉州、福州,以至设有郑和研究会的香港、台湾、澳门,都在制定与安排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有关的学术研究结构和杂志,也准备届时出版专号或特刊。在郑和当年多次访问或中途停留的印度尼西亚,本来就有很多以“三宝”命名的遗迹,如三宝垄、三宝庙等等。为纪念这位回族航海家,爪洼的华裔穆斯林,还特别兴建了一座宏伟的、以郑和命名的清真寺,用中文、英文、印尼文竖立了三块纪念碑。郑和清真寺的揭幕典礼,去年夏天在泗水隆重举行,还特意邀请我本人和北京大学孔远志教授,以及郑和在云南的第十八侄孙郑云良参加,只惜当时北京正闹“非典”(SARS),海关封闭,未能前往,印尼的华文《世界日报》,还对没赶赴盛典的中国客人作了指名道姓的介绍。据说,在泰国清迈的华侨穆斯林(其中有郑和后裔),也在酝酿怎样纪念这百年期盼的600周年大庆。至于全世界对这个节日的关注,据最近在北京出席《世界文明与郑和远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台湾成功大学资深教授吴京院士透露,在美国华府和纽约,也有研究郑和的学术结构;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滨下武志教授也有纪念郑和的设想;印度尼西亚郑和基金会总主席(穆斯林)、博士张鑫培教授,也向我提起他返回雅加达后将投入策划活动。出席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有来自亚、欧、美、澳洲12个国家,港、澳、台地区,和大陆部分省、市、区的108位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少视野开阔、见解新颖的论文,也提供了各地准备迎接600周年纪念的信息。研讨会的氛围,正像其中一篇论文的标题那样,给人一种“郑和的世界与世界的郑和”之感受。总之,到处都弥漫着纪念伟大航海家浓郁的气息。
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确实是无与伦比的英雄人物。他统率舰队七下西洋的时间、规模、壮举和影响,远非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年)、达·伽马到达好望角(1498年)、麦哲伦完成环绕地球航行(1522年,但麦氏已在1521年3月至菲律宾时被当地居民杀害)等同样载入青史的重大事件可以媲美。光从时间上看,郑和就要早半个多世纪乃至百余年,当之无愧地称得起是走向世界、属于世界、首屈一指的重量级航海巨星。
我国有关郑和的文献记载虽然数量不少,但极其零碎分散,连官修《明史·郑和传》也只有几百个字。至于对郑和的研究,直到1904年,即纪念郑和首航五百周年前夕,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起步不同凡响,在理论上与方法上具有开拓意义,拉开了研究的序幕。往后,向达、冯承钧、郑鹤声、童书业、袁家谷、李士厚、侯仁之等前辈学者(恕未详举更多芳名)在不同领域或侧面有新发现、新见解,陆续发表了精辟的论文或专著,拓宽了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从20世纪80年代起,郑和研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有关省市区相继成立郑和研究会,先后召开过多次地区性、全国性以至国际性的大、中型研讨会,有些专家学者还被邀请参加在海外举行的研讨会。数以百计的论文或资料向上述会议提供,学术界倡议建立“郑和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向国家提出设立航海节的请求。在各省市高等院校与社会科学院理论刊物上,经常披露有关的文章;在南京,早就创办了《郑和研究》期刊,目前已刊行到第54期。各地出版的文集、专著、传记、家谱、画册、地图集,逐年增加。看来,郑和远航历程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问题,涉及历史、地理、天文、历算、气象,造船与维修、航海技术、粮草物资储备、官兵医疗保健,进出口丝绸、陶瓷、香料、药材之互通有无,民族、宗教、语言、文献、考古、风土人情、乃至饮食营养与保鲜等等一系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糅合的知识,都需要探讨。更何况还有以史为鉴、联系现实,继往昔峥嵘、创未来辉煌,发扬郑和精神的问题。因此,“郑和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无论是否得到公认,实际上一直在逐步推进、默默形成之中。[Page]
近百年来,尤其是最近20几年来,有关郑和的论文、文章早已突破四位数, 质量和数量,及其涉猎范围,都相当可观,为迎接600周年盛典,肯定还会有一批新的力作涌现。作为前奏或敏锐的先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提早一年就首先推出一本《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2004年5月初版),由北大历史系王天有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主编,《文选》以梁启超开拓之作领先,共选编论文20篇。封底有4行文字表明其编辑宗旨:
“本书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2005年)而编辑,
600年前,郑和的壮举掀动了南洋的层层巨浪,
600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洪流已成滔天之势,
让我们回顾一下百年来郑和研究的发展历程。”
就我所知,类似提早付梓的书籍正在抓紧制作中,《郑和家世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其中的一种。这部《汇编》,由郑和后裔参与编辑,广泛采集、参考了各种来自图书馆和民间珍藏的族谱资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考证、赞许、置疑或争论。为此,已有好几代学者付出过辛勤的汗水,尽管有些问题目前也还存在分歧。只惜年深月久,历经兵燹沧桑,很多民间珍藏的手抄本家谱,都下落不明;十年浩劫以后,更荡然无存,难以稽考验证,给研究工作增添了更多困难。但被保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包括文献碑刻记载,和民间口碑传说,都急需抢救,都弥足珍惜。
前不久,郑和第19世侄孙(即郑和胞兄马文铭之子马炀过继为郑和之子并改姓“郑”而出生的后裔)郑自海先生从南京寄来这部《汇编》的目录,嘱我作序。我认识南京的郑和后裔,是1983年,李士厚先生在江西九江开会后,到南京、北京访问,郑自强、郑自海哥俩陪同来京时才相识的,我们还一起访问了德胜门内大街当年郑和故居所在的三不老胡同;不久,在西安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由于我宣读的论文是郑和信仰问题,又与来自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的郑勉之先生一见如故,言谈极欢;往后,才在昆明和晋宁的研讨会上,与郑和18世侄孙郑云良老乡会晤。说起来也令人纳闷,几百年各自居住在南京和昆明的大批郑和后裔,却互不相识,都是经过李士厚先生穿针引线、考订辈分,才开始并保持密切交往的。遗憾的是李士厚先生积劳成疾,鞠躬尽瘁,还没来得及参加1985年在南京举行的纪念郑和首航580周年大会,就与世长辞。我们本来约好在金陵古都重逢,但谁也想不到在大会开幕式上碰到的,却是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倡议全体肃立为李士厚先生默哀的情景,思之凄然!我知道,郑和的子孙们,都很感谢和深切缅怀这位考释郑和家谱的李士厚先生。如果他还健在,这部《汇编》的序言,我理所当然地会建议请他执笔。看来,身为各地郑和研究会成员的我,与郑和同样是云南回族穆斯林,20多年来又与南京、云南的郑和后裔时有联系,义不容辞,只好从命。
在当前郑和研究中,确实已经取得全方位、多层次、深领域的进展,但也不免见仁见智,存在若干歧疑。如航船模式规格,体积大小长短,舰艇数量多寡,古地名之今译确指何处,远航是否到过某国,在殊域异邦用何语种对话,对下西洋总的评价是厚往薄来、得不偿失还是睦邻修好、赢得友谊,得失相当?远航档案是否真被刘大夏焚毁?郑和是仅仅派过一些穆斯林成员还是他本人也亲自到达天方朝觐?……类似问题,各有高见,读者莫衷一是。话题不必扯远,仅以族谱家世而论,主要存在两个有不同看法的疑点:
(1) 郑和是否元代云南平章政事、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6世孙?其祖父是否滇阳侯米的纳?其父马哈只是否米里金?虽有碑刻与文字记载可以旁证或推测,仍然有人质疑。
(2) 学术界虽然一致公认郑和是回族人,但有人从文献、碑刻中捕捉一些片断,认为郑和已改奉佛教,或在航海历程中信仰道教(或妈祖教),而否定其固有的伊斯兰教信仰;或认为郑和具有“多元化”信仰,或认为他什么宗教都不信。[Page]
对上述疑点,我想,可以通过这部《汇编》提供的资料和文章去琢磨、鉴
别。序文不是专论,在序言中,我不准备赘述。只感到云南姓马的回族中,有一支确实是云南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而滇阳侯的封号似与郑和故乡的名门后裔有关,封建朝廷不会无凭白故地赐封平民百姓。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即便郑和不是赛典赤·赡思丁的6世孙,也丝毫无损于这伟大航海家的成就、声威和影响。出身的高贵或低微对郑和之成为郑和可以说毫不相干,因为他伟大事业的起点,仅仅是从战乱中被俘、入宫、受阉的小小太监开始,凭他的天赋(穆斯林的术语认为是安拉赐予的“阿格勒”,即智慧)、机灵、胆识、才干而逐步发展,并非因祖先是名门贵族才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至于郑和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个人阅览了各种记载和学术观点,坚信郑和是真正的穆斯林,必须对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时空背景、民族心理意识、以及通权达变的政治家宽宏大量的领导艺术去衡量、剖析,才能得出正确判断。认为郑和具有“多元化”信仰则是荒诞无知的,因为伊斯兰教坚持“认主独一”论,反对偶像崇拜,二者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融的。“奉佛、崇道”说,已激起海内外穆斯林和迄今仍坚信伊斯兰教的郑和后裔的极端反感。这个问题,非三言五语能谈清楚,我曾就此发表过几篇比较详细的文章作多方面论述,有兴趣者不妨参考、指教。
拉杂的序言也该结束了,谨向为本书奉献心血与汗水的汇编者表示真诚的敬意与祝贺!
2004年7月15日18时40分,于北京。
